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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淞沪会战之初,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潜赴上海,刺探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兵力动员和配备等情况。南本的活动,引起中国当局的注意。戴笠衔蒋介石之命,亲自往上海谋对付之策。
戴笠到沪后,在福履理路秘密住所召见上海办事处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文强,给他一支左轮手枪、30发达姆弹(达姆弹是一种杀伤力非常高的子弹,因最初由印度达姆达姆的兵工厂生产而得名,俗称“开花弹”)和500元活动费,令其准备随时执行刺杀南本的任务。
此时,南本与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时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谋长的杨振华取得了联系。他露骨地向杨振华表示,愿出重金收买军事情报。戴笠决定将计就计,让杨振华将文强推荐给南本,并给文强安上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头衔,化名李文范。
戴笠同时密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添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防内奸查册。
杨振华按戴笠的布置,向南本推荐了“李文范”。南本当即约定与之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当晚8时,文强前往静安寺路100弄10号与南本见面,抵达后,他按响电铃。一个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 文强答以“是”。
那幢房子里除南本外,还有三个穿西服的人,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文强判断这几人都是日本军人。初次会晤,南本只是询问了文强的身世,意在考察。文强按事先编好的一套应付之词,答称是江西人,李烈钧的堂侄,36岁,云南讲武堂及陆军大学第10期毕业,当过团、旅长,现在统帅部办公厅工作,等等。
南本约文强两天后在虹口再叙,并告知届时将有车到外白渡桥等候,双方在汽车前窗上悬挂一只小红气球为暗号。临别时,南本交给文强一只小红气球,并将一大捆用绳索扎好、盖有中央银行火漆戳记的钞票送上文强的汽车,说是初次见面的见面礼。
当晚,戴笠一直守在善钟路100号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楼内,这是杜月笙名下的一幢花园洋房。
文强回来后,急忙登楼向戴笠汇报与南本见面的情况,并说南本送了一大捆东西。戴笠顿时紧张起来:“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你一人上了当事小,这座楼几百人的命怎么办?”
苏浙行动委员会技术组组长余乐醒立即拉着文强到院内喷水池旁,叫其他人都退到百米以外。余先用手电照射观察,说是银行钞票打的捆。戴笠在远处听见,对余大嚷说:“你比他还书生气十倍!”
文强请余乐醒用导电线作引爆试验,并叫所有人都退到内花园卧倒。经引爆,寂然无声。文强又拾起几块砖头掷过去,仍无动静。余乐醒便用剪刀将捆包剪开,露出的全是钞票。他将整捆钞票翻了个遍,别无异物,清点数目,整整l万元法币。
戴笠转怒为喜,对文强说:“这份见面礼够大方的,这反映了他们正在饥不择食,我们机不可失。”
两天后,文强按时往虹口赴约。南本将他带到日本海军俱乐部,直截了当地讨要中国对日作战动员兵力和配备的情报,并询问得到这一情报所需的代价。
文强回来后,又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见对方肯出高价收买情报,正可以此骗取巨款,解决刚刚组建的军统别动队的军饷,便指示文强编造一份假情报,并将底稿报蒋介石备案。
其后,文强又和南本进行了几次接触。日方除南本外,先后增加了宪兵大佐森正一、侵华日军报道部部长大川博野等人。经过讨价还价,南本答应,在情报到手后,付给文强400万元,以九折付款(南本自己拿10%的回扣)。
这笔交易完成后,南本对文强说,只有谋杀宋子文,中日才能罢兵和谈,并说此事若能进行,先给文强10万元,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南本还说,可雇用职业杀手,由日方派员参与。
文强为不使对方脱钩,向戴笠报告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制造一次暗杀假象,保证宋子文不受惊恐,也不受到伤害,先交款,再行动;二是口头允诺,拖延时间,但不让日方插手。
戴笠对第一个方案当即加以否定,说如果假戏真唱,将对前线作战不利,也会影响上海金融市场。他批评文强考虑不周,并提醒说,戏法不可久玩,久玩就会有破绽,令文强趁机将南本一伙干掉。
再次会晤时,文强编造了一套刺宋的具体计划,南本表示满意,当即付给了5万元现金。文强提出下一次会谈时,务请见过面的日方其他人员都到,在锦江酒家宴请。南本满口应允。
戴笠为除掉南本,调遣了上海行动组的赵理君、王兆槐进行准备。从第6次会晤起,文强已按戴笠的安排,将会晤地点改在了公共租界赫德路的一所宅院里,此处原为一特务骨干所居。在行动前,戴笠亲自作了具体布置:王兆槐任行动总指挥,但不公开出面;赵理君负责具体行动,事先带4名打手潜伏于室内阁楼上,听文强的暗号动手。为免惊动公共租界的巡捕,用匕首作武器。
第二天一早,文强到赫德路作安排,赵理君等人也早早地潜伏在阁楼上。南本等人预定上午9时到达,过了10点还不见其踪影。文强预感是对方脱钩了,但仍不甘心,直守候到下午6时,才接到戴笠撤退的命令。
事后得知,日本人本来是利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的机会,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南本赴约前夕,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对攻下上海有了把握。未料此一阴错阳差,竟让南本等人逃过一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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