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你 <冯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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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没有拍电影，从入秋以后到来年的春天，我有差不多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赋闲在家。对于我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来说，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吃喝玩乐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决定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40岁以后，我的记忆装置开始自动地删除一些在它看来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这次删除简直就是一次大清洗，波及面之广，受害的程度之大，绝不亚于五七年反右。方式也非常  
的简单、粗暴，事先既没有和当事人打招呼，也不做调查分析，就擅自做出了删除的决定。比如说，它只给我保留了“加减乘除”的运算能力，之后的分数、代数统统被洗掉了。再比如说，我只记得和某人发生了某事，但却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丧失了记忆。这一点，人脑远不如现在的电脑人性化，凡欲删除，必先问你是否YES。

　　人脑的这种做法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多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大道，走着走着，路就断了。这种情况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沿原路返回，重新上路;第二是嫁接一段新路继续前行。我选择了第二种做法，因为我发现通向过去的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记忆不断地塌方，使上溯的脚步磕磕绊绊，有时不得不凭着经验修修补补。

　　由此我得出结论，人脑是靠不住的。记忆中的事情离真实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记忆就好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上面补了许多的腻子，还罩了很多遍油漆。日久天长，究竟哪些是木头哪些是腻子哪些是油漆，我已经很难把他们认清了。甚至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记忆中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早年就补上去的腻子，而被我忽略的部分却有可能是原来的木头。这一点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心虚的，但我仍可以告诉读者，大体上它还是一块木头，而不是贴着木纹纸的铁。

　　这块木头上刻满了我的青春往事。有蹉跎岁月，也有鲤鱼跳龙门;有对生活的坦白，更有对朋友的怀念。我在写作中与往事遭遇，与朋友重逢，有时笑有时哭，有时陷入深深的自责。

　　我发现我的运气竟是如此之好，旅途中有那么多朋友结伴而行，这其中又有那么多良师益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机会，赐予我智慧。更为可贵的是，我还得到了朋友们莫大的包容。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我知道，这本书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只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闪回。我也知道它未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毕竟我还没有勇气光着屁服行走在人世间。我更知道，书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违传统的价值观，甚至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我原本也没有期待博得全体人的好感。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无聊的冬天解闷儿，写完了才蓦然发现，我已将青春献给了你。
文/刘震云

　　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膻"、"臊"、"骚"的复杂用途，而且对"的"、"地"、"得"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深沉"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实话实说"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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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

　　二，事情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

　　三，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四，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中央说得好，困难和机遇并存。

　　五，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六，说艺无止境，一方面是说生有涯，学也无涯；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修改也是无止境的。

　　七，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才叫修改；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到重来，才叫调整。

　　八，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穷的力量。

　　......

　　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一进入创作阶段，冯导演爱喝水。一个上午，四瓶开水，他把着喝三壶半。"咕咚""咕咚"一杯下去，仰头打量四周。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亲自把着电脑，响应着上帝的召唤，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出现困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或想些别的。因为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的敏感性，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你只要等，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作品大树的新枝，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外，是开放的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他用实践告诉我，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就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也带动了你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当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我想说的是，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理解的深入，对结构、对话、语感、情绪、高潮和声音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仅鉴于此，刚才我说，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非凡的贡献，现在我说，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仅剩一点七公里。于是他对汉语"的""地""得"的失去耐心，完全可以忽略。

　　我不想原谅的是他的时间观念和对一件事的注意力。正处于创作状态，怎么还开着手机呢？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还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人和饭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剃头匠。或者，第二天他会突然有事，当天晚上告诉你。放下手机时，赴饭局时，告诉你第二天有事时，他会表露些许羞涩和歉意，但并不影响他接手机、赴饭局和第二天工作的停顿。犹如两人正在追狗，旁边飞来一只鸡，冯小刚会说：朋友，停一下，让我先追那只鸡。这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你去追鸡，狗说，我也歇会儿，还在原地等你；二，等你追鸡回来，狗已经跑出三点六公里。这种情况下，我告诉自己的是：忍耐，我一个人先跟狗玩会儿。

　　修改剧本的地点，一般会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马场"的地方。这里距机场较近，孤零零盖了几栋房，养着几十匹马，四处不见人烟。一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林冲发配。冬天下雪，城里的雪早化了，这里还是白茫茫一片。吃过晚饭，记得常到河边散步。暮色之中，要降落和起飞的飞机挺着大肚子闪着灯从头上擦过。散步时，有时半天无声，有时随意谈些与艺术和人生无关的话题。具体谈了些什么，高高低低，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最近这次，当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小刚看着远处暮色中拂动的杨柳，河面上升起的迷茫的雾霭，用老派知识分子的腔调朗诵道：又是一年春来到，杨花满天飘。

　　冯小刚这本书，是利用《手机》剧本创作和开拍之间的间隙创作的。时间紧，任务重，但它别具一格。与别的准自传相同的是，它同样讲述了过去的许多人和事，及与这些人和事的情感。物是人非，或物在人亡，送走和重新寻找的时候，感情是不一样的。与别的准自传不同的是，作者在面对往事胆怯和躲闪的同时，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声中长大，会自己横刀立马，开创出另一条人生和艺术道路。冯小刚过去说过，过去盖起的宫殿中，没有他的位置，他只好在宫殿的旁边，另起炉灶，搭起了一间偏房。问题是偏房越盖越多，越盖越大，越盖越高，渐渐成了一个院落，它就成了另一座宫殿。前年崔永元出了一本书叫《不过如此》，我赞赏老崔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写《不过如此》，是38年长成一根萝卜，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现在我们读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像看老崔切萝卜一样，能够知道老冯家是如何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一砖一瓦盖起了另一座偏房、院落和宫殿。也有些像看动物，初看有些四不像，非狗非鸡，非驴非马，但它像麒麟哪。

　　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冯小刚也善于化崇高为平庸，对于这本书，他在自己写的序中说，朋友，没别的，就是把我的青春献出去，逗你解个闷儿；那么作为朋友，现在我用这篇序，把解闷儿还给他本人。最后我想告诉他的是，朋友，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一点七公里的路要走，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
好梦一场

　　1、《好梦公司》成立了。

　　主业是影视策划咨询服务，好像还可以干很多别的勾当，营业执照上一一都予以列出，印象最深的是最后6个字:


　　烟花爆竹除外。

　　公司投资总额拾万。有3位股东，分别是:王朔、冯小刚和彭晓林。王任董事长、冯任总经理、彭任财务总监。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王总踌躇满志，常对冯总和彭总说:今后公司只要卖出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就是几千万。后来果不其然，遇到过一家杂牌石油公司的老总，一眼认出我们是千里马，跃跃欲试将“好梦”一口吞下。我们激动万分还把一位知心的姑娘发过去卧底，希望一举将“好梦”卖给这位如意郎君。

　　后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姑娘没回来，伯乐也失踪了。

　　与王总相比，冯总和彭总则要小家子气得多，一心想着怎么把开办费扎回来。

　　2公司开业那天高朋满座。

　　说学逗唱影视歌三栖的头面人物基本全到，党政军警特也都有代表前来捧场。其到场阵容远胜于当下的“金鸡”盛会。

　　不知道是因为好玩，还是骨子里总是有点心虚，我们在装修办公室的时候，特意将王总办公的套间改造成了一间密室。从外面看上去，密室的门只是一个书架，其实下面有很小的轮子可以滑动，拉开才是王总的寝室。

　　意思是说，有王总不待见的人来访，我们可以谎称王总不在。

　　不想，开业那天我们兴致很高，几乎每位来宾与我们寒暄过后，我们都要邀请他们到王总的办公室参观，追着问人家:

　　你们能看出来这屋子里有暗室吗?

　　参观者都十分困惑，环顾四周找不出破绽。

　　这时我们便得意地，把书架轻轻一推，露出里面的密室。令众人目瞪口呆。一晚上下来，突然意识到宝葫芦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

　　余下的日子里，熟人来访，见王总不在外屋，就径直走进密室寻找。没几天书架下面的轮子就被拉成瘸子，害得王总想就寝时，必得找来帮手，一起把书架移开。最后索性摘下来摆在办公室里变成了真正的书柜。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再说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语叫“激贼”。

　　我们在公司大门的进口处放置了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购买办公家具等一应发票，任来宾选购，摸到哪张发票既按票面上的数额买单。

　　也就是说，仅仅道两声开业大吉是远远不够的。

　　王总的大班台就是在这次捐资助商的活动中被一个手气不好的朋友不幸摸中，于次日将一张四千块钱的支票交到了我们的手中。

　　我印象这是“好梦”的第一笔收入。

　　那张大班台因为始终也没有什么日常的业务，王总很少用来办公，固在日后的很多个夜晚，反而成为了一位女演员宣泻情感的舞台。

　　那位女演员非常的感性，极有表演天赋，人也很率直。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把我和王总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能把我们有目共睹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高兴的时候则如一阵春风扑面而来

　　。我们都很喜欢她。

　　那一阵子，该女演员正在恋爱，因为恋人远在天边不能相见，所以心情十分懊丧。懊丧不准确，应该是燥动。就是那种火烧得特别旺，蒸锅里的水都干了，也不关火也不添水，就那么干烤着感觉。

　　她成了“好梦公司”的常客，每天下午必到，出勤率比坐班的都高。每次她来了，我们都笑脸相迎察言观色，生怕惹了姑奶奶不高兴砸了我们的场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赶上那时一家广告公司想在我们筹拍的一部电视剧中加入软性广告，送来一箱VSOP人头马白兰地供我们品尝。偏偏姑奶奶好喝口儿又郁闷，十来瓶酒一个来月就告罄了。

　　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话叫“鸡贼”。每天从下午开始我们就一人一杯小口抿着，吃完饭接着喝。

　　姑奶奶今天爱意正浓，我们就一唱一和地把她的心上恋人夸得都不是人了，乐得她一晚上都合不上嘴;姑奶奶今天想冷静地反思，我们就搜肠刮肚帮她找出其恋人的险恶用心，气得她恨不得将那名无辜的男子碎尸万段烧成灰都不解气。

　　如果遇到姑奶奶今天一开始是咬着牙根的恨，几杯酒下肚又上演了大逆转由恨而爱，那我们也只能与时俱进跟上她的步伐，全盘翻供颠倒黑白。

　　谁让我们是她的朋友呢，朋友是不好讲原则的。

　　反正我们的话就是她的下酒菜，鬼才相信她会听我们的。

　　喝美了兴致所至，她就一步跨上老板椅，两步迈上大班台，随着音乐即兴起舞。激情迸发时，头发甩得嗖嗖的，皮鞋把大班台磨得纵横交错，全然不顾我们的心疼。就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直至一曲终了，我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她才如梦方醒，含笑发问:

　　你们是谁呀?

　　王总的大班台几经搬迁，后来的去向下落不明。有拾到者一定望着台面浮想，这是哪位老板如此操劳，日理万机，竟把台面磨损成这样。
磨练吹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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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梦公司”攒的第一部戏是《好梦献给你》。

　　写一帮闲人不甘寂寞，立志改造社会风气，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虽然创意还在务虚阶段，但王朔在生活中已经身体力行。


　　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结伴外出赴宴，席间欢声笑语，逮谁捧谁见谁夸谁，男不分贵贱女不分老幼，一路过关斩将无一幸免。

　　一开始还磕磕碰碰拌拌词不达意，说了一堆的废话也不能击中要害，令吹捧对象心生疑窦。经过反复实践，失败了也不气馁，根据不同对象审时度势，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经常结伴外出，席间欢声笑语。

　　有的可以单刀直入，一语中的;有的则不宜强攻，需要由物及人，声东击西，指桑夸槐。到后来，语言也流畅了，态度也诚恳了，多么难侍候的人都不在话下。

　　实例一:赞朋友。

　　我，还有王朔，还有葛优，还有谁我记不清了，在赵宝刚家吃饭。那是一个节日，好像是国庆节的当晚。

　　刚端起酒杯，王朔突然说:不对呀，今儿是国庆节，像葛老师这一级的人不应该坐在这儿呵?

　　葛优忙问:那应该在哪儿呵?

　　王朔说:人民大会堂，国宴呵。

　　葛优一脸困惑，郑重其事地说:没有人通知我叫我去呀?

　　王朔又说:那是您不愿意去。通知到的往往是经过权衡后才决定允许出席的。像您这一级的还用通知吗?那是必须出席的。您是谁呀?

　　葛优人老实，很憨厚地笑着问:我是谁呀?

　　王朔:您是国宝呵，国家的面子。

　　葛优很开心，说: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哪。

　　王朔说:喝酒喝酒。幸亏您疏忽了，要不老了也轮不着我们能在今天晚上和葛老师一起吃饭。我要出去跟别人说，国庆节晚上我和葛优一起吃饭来着，你们说，有人相信么?

　　王朔用探询的目光看我们，我们几个一起摇头。

　　我对王朔说:人家肯定会说，您说得是梦话吧。

　　葛优乐开了花，那天晚上他喝醉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向葛优提起那天晚上的事，他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他说:真舒服。

　　实例二:赞企业家。

　　一次，与某企业家不期而遇，本来是可以擦肩而过的，但因为彼此敬重停下来说了两句。

　　企业家:听说你们办了一个“好梦公司”，在哪儿呵?

　　我说:瞎混吧，哪能跟您比呀。您现在的生意越作越大了吧?

　　企业家:累。摊子铺得太大。

　　我说:您累我们也累，可您多出成果呀。别的我不敢说，到您老了干不动的那一天，除了心爱的女人您知道那是自己的，旗下的企业究竟有多少，您根本就数不过来。要想知道一大概齐，只能让手下的人扶着您上景山顶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吩咐他们，让凡属于您名下的产业都熄了灯。指示传下去，不到一根烟的功夫，中关村黑了，银街黑了，燕莎一带也黑了，国贸一带黑了，亚运村一带也黑了。

　　企业家还真认真了，追问:那奥运村呢?怎么还亮着?

　　我说:那是您厚道，给国家留了点面子。

　　企业家狂笑，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得请一部长吃饭，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回头咱们再聊。

　　我说:您忙您的，我就是和您打个招呼。

　　企业家离去前，说:我现在吃饭都成负担了，一提饭局脑袋就大。

　　分手后的当天下午，我接到了企业家的电话。

　　电话里，他迫不及待地命令我:晚上，什么事也别安排呵，我请你吃饭。

　　实例三:赞师长。

　　一次，华艺出版社的老金请王蒙、刘震云和王朔吃饭，我是跟着吃蹭的。

　　赴宴的路上，我开着车，王朔坐在后面。

　　王朔说:王蒙老师不容易啊。今天要好好捧捧他，侍候舒坦了为止。

　　我说:您放心吧。

　　我是带着任务赴宴的，精力高度集中，席间他们说得正事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等着王朔开火。因为王蒙老师与我不熟，地位又悬殊，所以主攻的任务是要王朔完成的。

　　酒过三巡，王朔的嘴越来越甜，话说得越来越好听。

　　大致的意思是，称赞王蒙老师的作品不朽，几十年前的写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仍不落伍，而且常写常新，观察生活依然还是那么敏锐，对年轻人也是爱护有加，丝毫没有半点的嫉妒和不公正。这对一个享誉文坛的前辈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番话如果扔给其他德高望重的权威，又是出自王朔之口，我想一定是行之有效的。但王蒙老师却当即打住王朔的颂词，说道:小王朔，你少跟我来这套。喝酒吧你。

　　王朔没词了，羞答答举起酒杯，这时我看见他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该你了。

　　我马上也端起酒杯凑趣，说:从小就看王蒙老师的书，像《风筝飘带》那些意识流的作品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过去只是崇拜您的作品，今天有幸见到真人，才发现您人格的魅力也很大。

　　王蒙老师冷眼瞅着我不说话。

　　我接着说:一般像您这么有成就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的，应该早就习惯了，不听难受了，可是您偏就不是，就是听不得这些虚头八脑的恭维话。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王蒙老师说:王朔这坏小子，我还不了解他?

　　我忙说:来的时候，王朔是想让您好好舒服舒服的，怎么就让您一眼看穿了呢?您的洞察力怎么那么强呵?一句话就把王朔噎得刘老师仁义，没词了。这么扛得住吹捧的人不是没有，但像您这么有地位的人，不吃捧还反感，我是头一次见到。

　　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让出了一个题目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

　　刘震云老师这时深表赞成地说:唉，小刚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王蒙老师沉着的脸，慢慢地现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一起碰杯喝了酒。接下来的气氛非常地融洽，两位王老师的心情都非常的好，原本就要结束了的饭局又延长一个多小时。

　　分手时大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依依不舍。

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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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四:赞同行。

　　一次，刘震云、王朔、好像还有梁左，在我位于通县的家里包饺子。

　　对了，梁左来晚了。


　　刘老师和王老师都坚持等梁老师驾到了，饺子再下锅。于是我就陪着两位老师先喝着。王老师对我推心置腹地说:

　　小刚，你不写东西，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也因为你不是作家，我才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写字的人来说，刘老师就是一座山，你看着就在眼前，好像还不是很高，你觉得顺着这条道爬上去不难，结果爬到半山腰才发现这山可不矮，咬咬牙再往上爬，累得你都吐血了，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你觉得追上刘老师了吧，可以喘口气了吧。你再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就在你眼前。再重新爬，爬到顶上一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层峦叠嶂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刘老师哪。到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你这辈子也别想追上刘老师。枉费心机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的写字的人哪。

　　王老师喝了一口酒，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刘老师仁义，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们让出了一个题材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因为有刘老师的高度在那里戳着，我们才对“绝望”这两个字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斗胆夸一次口，写“绝望”，刘老师不见得写得过我。

　　我心里暗自佩服王朔，吹捧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弯拐的，这麻药打的，这暗箭射的。别说外人，就是我们吹捧行里的人，粘到这种话，也得非死即伤。不晕也都难。

　　再看刘老师，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端起酒杯问道:王老师您说完了吗?

　　王老师悲观地摇着头，再次强调:绝望。

　　刘老师对我说:冯老师，学生小刘写得再好，再有智慧，再有高度，那也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高度，在上帝面前，这种智慧和高度都会显得十分地渺小，而上帝眼下正握着王朔老师的手在写作。王老师不仅仅是王老师，王老师是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

　　刘老师真是老奸巨猾。

　　这回轮到王朔笑了，笑得心情舒畅。

　　这时梁左进门了，我忙起身相迎，三两句好话就把梁老师喂饱了。

　　吹捧人是很容易上瘾的，我又是心有灵犀，很快就上了路，而且刹不住车。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朔。

　　这是王老师始料未及的。因为对他确实是打心眼里敬佩，服气，所以夸起他来常常忽略了夸人需要隐蔽的技巧。话说出来多是直给，肉麻的程度使在场的人无不认为我心怀叵测。

　　王朔对此十分警惕，郑重提醒我:我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值得你如此不遗余力巧取豪夺的东西。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我也郑重告诉他: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为，就为喜欢，一吐为快。

　　我也不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庸俗，造成这种局面，责任主要在他。

　　后来我暗下决心，见了面绝不再夸他，心说:骂人谁不会呀?想找不痛快我成全你!

　　再见到王朔，我态度坦率不徇私情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你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独创了一种文风吗?不就是别人写本书卖几万册你写一本书能卖一两百万册吗?毛选还发了好几千万册呢。不要把你当成神，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饿两天，你眼睛里也照样没神，说话照样没气。再说了，纵向地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上看过去，百十来年总会出现这么一两位。前五十年不就出了个鲁迅吗，差不多也是你这么一脾气。恨民族不争气，看谁都不顺眼……

　　我越说越气愤，最后竟拍了桌子，我说:

　　就算你是海明威又怎么了?你也不能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吗?我告诉你，不是!他是人民的!再也不能老是一团和气了。

　　面对我的一腔怒火，王朔宽厚地笑道:消消气，您是我老师行了吧。

　　到后来，王朔也不再怀疑我的动机了，听我的好话也当成了一件乐事。工作之余，泡杯茶，彼此大肆渲染对方的优点和成绩，双方都感到了空前的满足和欣慰，成全了他也就陶冶了我。回到创作中，就觉得责任重大，使出浑身解数废寝忘食，生怕辜负了群众的厚爱。

　　这些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因为工作忙，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仅见过王老师三五次。

　　一次是与梁左老师永别。《大腕》拍摄中的一个晚上，停了戏前往梁左的寓所吊唁。其时王朔正在为朋友守灵，我们相见话语不多。王朔看上去有些疲惫，人显得很安静，说话时也像是仍在回忆。

　　除此之外，和王朔余下的见面，多在人声鼎沸的酒会上，彼此只是点头笑笑，说上三言两语，不咸不淡。

　　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还能时常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一段日子。

放弃不是件沮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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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们挣到钱了。

　　《好梦献给你》的剧本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有投资人为表达诚意把我们作为承制方的利润打进了我们的账户。


　　王朔的意思是先别急着分，反正指着这点钱也养不了老，不如先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

　　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开端。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痛了。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意，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宝刚、腾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里有得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一下都没见过。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买单。

　　我也深表赞成。

　　那时手里不富裕，如遇有人约饭，事先又没有明确由谁做东，所以凡遇饭局尾声，小姐手捧账单目光在一桌子人里寻摸时，一准是目光游移不定，生怕和小姐的视线遭遇，直至听到有人接单，才如释重负又耿耿于怀。心说:别让我挣着钱，挣着钱了，谁抢单我跟谁急。

　　想象一下，一定是那副神情。

　　先对抢单的人说:没你什么事。

　　然后狠狠地瞪小姐一眼，说:你怎么连找谁买单都看不出来呀?

　　再然后，接过单来一看，当时就急了，厉声质问:把你们经理找来，谁让你们打折了?少废话，实结!

　　付款时，还顺嘴飞个段子(说笑话的意思)，令与座的各位不必在别人结账时陷入尴尬。这一点我是从《星工场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姜宏那里学来的。我观察他多次，从中体会出他的细致和周到。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

　　请客，不是请一次客，是每天都请客。

　　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林，带上支票。

　　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

　　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他们又把乘务队的其他姐妹也介绍给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他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一番议论。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文章跑了题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她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后才能逃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我姐妹在火中挣扎。

　　话题扯远了，回忆往事，千头万绪，砸断骨头又连着筋。令我心猿意马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

　　文章跑题了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

　　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也可以出主意，但动笔的事得由我来。

　　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犯愣，脑子里一片空白。

　　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

　　王朔很不客气地说:不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

　　他的话很伤我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槛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槛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

　　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槛儿上，过不去了。

　　当时王朔劝我说: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伤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

　　听了他的话，我如释如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个大片还愉快。

　　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女儿长得像我，但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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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

　　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两会”召开。香山饭店为接待“两会”代表，把我们客气地请出了饭店。


　　我们从香山饭店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颐和园。

　　一位叫严凯的朋友替我们付了房租。严凯为人温和，面相也善，神情也永远是笑容可掬，与世无争。很难想象出文革时期他竟是打砸抢的能手，一呼百应。他在东北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才辗转回到北京经商。很奇怪，他的言谈举止里丝毫也没当过警察的人所透出的那种大灰狼式的亲切。我始终对从事警察这一职业的人存在一种误会，总觉得别看他们眼下对你客客气气，但随时可以翻脸，指着你的鼻子尖，说:你给我老实点。但严凯不是，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知道即便有一天轮到他举枪射杀我，他也会眼含热泪对我说:原谅我吧兄弟，下辈子咱们还做朋友。严凯是个大孝子，其父刚刚过世，为了给母亲换个环境，慷慨在颐和园里租下一套院子，也把我们接来同住，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环境，一方面也为一日三餐陪老人家散心。一举两得。

　　院子位于佛香阁下，在皇家园林里独立成章。院子分两进，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严凯住在东厢房，严凯的母亲住正房。据说琼瑶其时也住在后面一进院子里写东西，但我们从未见过她。

　　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是一个客厅，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每个耳房里都有卫生间，浴缸很大，但布满水锈，水笼头里永远滴滴哒哒地漏着水。后来拍《一声叹息》时，徐帆因为修水管的工人进来查看滴哒水的龙头，无意中道破了张国立的奸情。这个细节，就是源于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时徐帆正与我热恋，象《一声叹息》里的李晓丹一样，每天排练结束，坐上公交车，长途跋涉到颐和园与我幽会。次日清晨，我还沉溺于梦中的时候，她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去。日复一日，不辞辛劳。

　　徐帆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见到我后说人话，往返途中背台词。

　　可以想象，徐老师轻轻带上院门，迎着朝阳，跨过玉带桥，绕过古树假山，穿过长廊，脚步匆匆一路狂奔，同时口中振振有词: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

　　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人们啊，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就要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这段台词本应是阮玲玉在服毒后，娓娓道出的。读者可以试试，在快速的行进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背诵，想必十分的滑稽。

　　一天，我自然醒来，看到屋子里洒满阳光，我住的是西厢房，知道已经是下午了。所谓自然醒来，就是突然睁开眼睛，看哪儿都很实，再多一分钟也不想睡了，睡足了。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这一发现令我非常欣慰，因为我已经十几年如一日这样要求自己了。除了拍戏，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

　　照惯例，每天起来后，我都会到对面的王朔屋里转一圈，看看王老师今天兴致高不高，伺机动员他开写《永失我爱》的剧本。

　　王老师是不睡懒觉的，这是多年写作养成的作息习惯。他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晚上属于休息的时候。只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有业余作者才会挑灯疾书。从这一标准衡量，我永远都是业余作者。但我早在那时起就已经是“成功人士”。

　　那天，我只在门口和王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又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原因是，王朔正在待客。来人是王朔经常向我提起的作家，刘震云。

　　王朔的评价是: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但那时我还一篇他的小说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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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写这本书前，我向刘老师求证，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魏公村的京城酒楼。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可见记忆是多么的靠不住。

　　经他提醒，我似乎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和他在一起的有陈道明和张元，我和郑晓龙、好像还有刘欢，也是去那里吃饭碰上的。我还想起了那家酒楼老板的名字，叫李玉安，曾是北京十佳青年。

　　有一段时间，我帮冯巩写小品，经常和中央台《艺苑风景线》的一帮哥们儿去那里吃饭。

　　记得有一次我和冯巩都喝高了。两人从京城酒楼出来，不知不觉沿着魏公村大街一路向南，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诉衷肠，说到委屈处抱头痛哭。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朋友联系不到我们，开车沿途扫了几圈，天放亮时才在白石桥的路边捡到们。那时我泪也哭干了，话也说累了，躺在冯巩的腿上睡着了。

　　之后我写出了小品，《融》。是由冯巩和王兰合演的。

　　故事是这样的，妻子因有外欲，毅然离丈夫而去。后来悔悟，重新回到丈夫身边。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十分得意。

　　妻子惭愧，问丈夫:我跟别人好了，又回来，你心里就不别扭吗?

　　丈夫相当豁达，说:我就当自行车丢了，让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

　　本来是要说刘震云，却让我想起了巩哥。想起了一段往事。

　　女儿出生时，我在从河南开封回来的火车上。到了北京直奔医院，隔着哺乳室的玻璃窗看到护士抱着的婴儿，心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激动，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回家睡了一觉，醒了，还想再看看她，于是又跑到医院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姐姐在医院门口徘徊，见到我立刻迎上来，从她的神情上不难看出似有灾祸发生。姐姐嘱我作好思想准备，脚步匆匆带我来到妇产科的主任面前。然后我被告知以下事实:

　　婴儿先天腭裂。就是在口腔的上腭通往鼻腔的部位有一个小洞。通常来说，腭裂往往伴随唇裂，那样出生时即被发现。而婴儿仅是腭裂，所以当时未见异常。事隔一日，护士喂哺时婴儿呛奶，经诊断确认，婴儿是腭裂。

　　医生还告知:因为现在每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家长放弃婴儿，医院可以负责处理，并且出具证明，再生二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医生:我不放弃。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

　　我问医生:日后对她的智力和健康有影响吗?

　　医生做出肯定回答:没有。只是因为呛奶会给哺育带来一些麻烦，需要精心呵护。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腭裂漏气，孩子今后说话，发音会受影响。比如说，“叔叔”，会说成“呼呼”。修补腭裂的手术并不难，但因为孩子太小不懂得配合，往往会导致术后伤口难以愈合，最好在八九岁时再作手术。但那时孩子已经养成发音习惯，很难矫正。

　　我说:“呼呼”就“呼呼”吧，谁让我赶上了呢。没准我女儿长大了是思想家哪。

　　医生笑了，我也笑了。

　　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先瞒着她妈妈，等剖腹产的刀口养好之后再告诉她。我来到哺乳室，俯瞰着躺在床上的宝贝女儿，说是床，其实就是一排乳白色的塑料盒子，其形状酷似当初“义利食品厂”装“维生素面包”的容器。我心里对女儿说:小兔仔子，你运气不错，赶上混蛋的爹妈，你小命就没了。

　　我姐夫给女儿起了个名子:冯思语。

　　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女儿长得像我，但不难看。

　　意思是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向正常的孩子那样说话。期望值不高，不像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充满人生远大理想。

　　小思语一岁半时，我一狠心，在口腔医院给她作了手术。

　　手术的当天，冯巩来了，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站在楼道里陪着我。

　　术前医生叮嘱:术后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哭。

　　冯巩听了，拉上我跑到医院对面的魏公村百货商场，买下了十几件玩具。

　　他说:孩子喜欢玩具，可一件玩具玩不了一会儿就烦了，得给她多买几件，玩烦了这个再给她那个。让她新鲜没够。用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


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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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冯巩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巩哥的“大哥大”都响炸了。

　　手术后，女儿伤口愈合得很好。说话口齿伶俐。我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冯思语”改为“冯思羽”。意思是，盼望她茁壮成长羽翼丰满。也和其他家长一样，理想也有点远大了。这就叫得寸进尺。


　　冯巩的为人我还想罗嗦几句，至于读者是不是有兴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不是专业作家，著书立说，文以载道。我就是一糙人，人到中年，一腔废话，不吐不快。

　　一九九二年，我和郑晓龙合写的电影剧本《大撒把》被夏钢导演看中，欲拍成电影。但当时北影并没有看好这个本子。没有投资拍不成，我就把本子交给冯巩看，问他是否喜欢?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企业家，而且因为他的为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冯巩喜欢，并且很快帮助夏钢找到投资。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不想，北影听说有人要拍，又改了主意。决定上马，而且还点名要葛优出演。夏钢是北影的导演，不好违命，也知道这样做事情，对冯巩有些不够意思。找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两条:

　　一是做通冯巩工作，放弃这部戏;

　　二是我们从北影撤出剧本。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新人，我不想得罪北影，也觉得葛优演更适合。于是找到冯巩，不知话该怎么说。巩哥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面三言两语，听出其中玄机，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是我兄弟，只要对你好，我怎么都成。千万不要为这件事伤神。

　　我又问他:那你怎么和投资的人交待?

　　他回答:都是我兄弟，都是一句话。

　　虽然这件事之后，冯巩一如既往地待我如手足，但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现在想起来也伤害了自己。

　　我在这里向他说一声:巩哥，真的很抱歉。

　　写这本书时，适逢刘威的话剧《叫声哥哥，泪流满面》首演。刘威邀我去看戏，说句不客气的话，戏很一般。节奏拖泥带水，三个多小时的演出，说了很多车轱辘的话。老想上剪接台重新给他剪一遍。

　　但有一点很可贵，真挚。

　　戏中一声声对哥哥的呼唤，令我泪流满面。

　　当然，我也是泪做的人。年龄大了尤其爱动感情。这一点王朔最了解，在一起时，见到我眼圈发红，他就先不好意思，忙说:求你了，千万别哭。

　　他的心怎么就那么的硬哟———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困惑。原本要写刘震云的章节，不知道在哪里拐了弯，洋洋洒洒，一地鸡毛。是接着往下写，把刘老师也捎进这一章，还是另起一章，再不拐弯?

　　我又打电话向刘老师请教。

　　刘老师说:一句话。觉得说完了，也可以作为一章。几万字，还觉得有话没说完，就接着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得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挂上他的电话，我决定抽根烟，接着把这一章写下去。

　　那天，在颐和园，与刘震云同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制片人。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不知道是因为只是第二次见面不熟悉的缘故，还是急着回城里，离去时，他们没有过来和我打招呼。

　　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10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给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撇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高山跑到广电部去打探，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还是张元不能导?部里说:不是剧本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张元的事了。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政府怎么看他都别扭。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

　　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得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得不是凡人小事。写得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慌、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也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

　　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形中势不可挡。

凑合着一起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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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


　　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

　　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叉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

　　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那天我们先后去了亚运村招待所、团中央万年青宾馆、友谊宾馆、盛唐饭店……，最后天都黑了，才在西直门一带的上园饭店临时租了间房子。人可以回家，但两车东西总得有个地儿放呵。

　　那期间，我们先后入住过:

　　香山饭店、颐和园、吉林大厦、化工招待所、亚运村汇园公寓、总参一招、香蔬阁饭店、北展宾馆招待所、上园饭店、亚城商务中心、北方交大招待所、猴王宾馆。

　　列出这些名单，一方面可以对我们那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发现，除香山饭店我们有非常铁的关系，亚运村汇园公寓和颐和园是朋友免费提供的之外，我们住的都是一些伪星级宾馆。

　　所谓“伪星级”就是那种，把原有的招待所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也戳两门童，也有肩章高筒帽，但怎么看怎么像北洋军阀的逃兵;大堂里往往都有一大面镜子，镜面上用红油漆写着“某某公司敬献”;前台后面的墙上，也起着哄似的挂一溜时钟，分别标出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伯林、卡拉奇，但其中一定会有几块钟的时间已经停了，看得出来是当初心血来潮一时兴起挂上去的;楼层里经常可以听到客人大声呼喊服务员，随即看到披着大衣的服务员拿着大串的钥匙睡眼惺忪地走来;房间里有壁纸，地毯，简易沙发和一摸粘手的客房服务指南，窗帘脱钩有的甚至拉不上;卫生间里卫生纸永远不是夹在架子上，永远是扔在马桶的水箱盖上，热水也是晚饭后午夜前才提供;有餐厅也有小卖部，餐厅里全是端着酒杯互相追逐的科长级会议代表。差不多了吧，就这么个局面。这就是“伪星级”。

　　我如此详尽地描述“伪星级宾馆”，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又想省钱，又想在接待来访者时有个大概齐的体面。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国影视界的状况，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也是中下层。明星们也不例外，刚开始翻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挣得钱一个子也不花，每天跟着剧组蓬头垢面吃盒饭，即便是穿上一身西服扮大款，也像是风尘仆仆的推销员。

　　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明星们都已经从中下层的劳动人民里脱颖而出，出门也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了，上了组还带着助理老妈子，有的还配了生活车，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可不知怎么的，看着还是有点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穿得也都是名牌，住得也都是大HOUSE，开得也都是宝马，甚至有的也一掷千金，但举手投足还是找不着优雅的感觉，眼神里还是透着心急火燎。仔细分析，是穷了多年养成的做派。钱是有了，但还没有过足满世界显贝炫耀的瘾。我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要等到下一代，中国的有钱人才会神情自若，才会洗尽曾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于不经意间挥金如土。那个时候，中国就有贵族了。

　　贵族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以小人之心揣度过贵族之腹，或者说我梦见过。

　　贵族的气质不是有了钱就能挂像的。那是从娘胎里带出来，一小养成的。贵族从小坐车就有人给拉车门，车到人到，长大了养成习惯，车一停就举步，赶上没有人适时拉开车门，他能一头撞玻璃上。下了车也不会说谢谢，不是不懂礼貌，是不觉得你是在为他服务了。这一点确实不同于平民百姓，满脑子都是人情世故，家常理短。人家贵族思考的都是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余下的心思顶多会想一想心爱的女人。遇有闲暇，外出消费，身上是从来不带钱的，买东西都是事先电话里约好了，到了专卖店只管挑选，完了事有人专门给送家里去，回到家，喝怀咖啡，东西也就跟着进门了。出国旅行，看到一座庄园，心生爱意，打听主人是谁?随从马上俯首贴耳:您还不知道吧，这庄园就是您的。贵族听到后，并不感到惊喜，反而有点扫兴。这么说吧，生活上贵族基本上就是一废物，除了做爱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一切均不能自理。但同时，贵族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受到王室的不公平待遇和种种非议，心里的郁闷不能排遣，遂找到在伊顿公学读书的儿子威廉王子，威廉背着手在草坪上踱步，戴安娜一路絮絮叨叨紧随其后，儿子听烦了，一扬手，说:

　　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计了。

　　母亲，你不要再说了。不就是一些议论吗，到我登基那一天，还你清白。

　　戴安娜听了，当时就躬身行大礼，说:谢国王殿下。

　　这就是贵族和灰姑娘戴安娜的区别，你觉得过不去了的事情，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明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土就土点吧，想当贵族眼下是来不及了，怎么也得两三代以后再说了。咱们就凑合着一起奔小康吧。

　　说到这里，心里一阵悲凉。原寄希望有生之年能有幸结识一两个中国的贵族，凭着我的能说会道，哄得他们高兴，赏我良田千顷，老有所依。现在看来只能自己挣了，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算计了。

　　请读者原谅，我心猿意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这胡抡，你们就全当是买了我的钟陪你们聊天吧。再说了也不贵，一本书不过十来块钱，您歌厅里找一小姐陪你扯两个钟的淡，不是还得给人家200呢吗。

　　王朔看出来了，这么胡混下去没多大发展，召集我们开会，勾出一幅宏伟蓝图。

　　王总的设想是这样的: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只作剧本。首先与全国十几位一线作家签约，买断他们每年新出小说的影视改编首选权，只是首选权，每位每年几万元即可成交。这里面如果有适合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再正式买下改编权，没有钱就算白送您了。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掐住了其他影视公司剧本创作的脖子，因为有名能写的作家就这么十来位，而我们又签下了首选权，别的公司想拍，没问题，找我们来谈合作，由我们一批枪手负责改编成剧本，而且我们还不单着卖，想买就打捆买，好坏搭配。有黄金时间打炮的戏，也有上下午陪着家庭妇女解闷的片。如果想自己拍更好，找一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比如说，“盛世长城”那一量级的广告公司，一年买下两百集的电视剧贴片广告，按每播出一集电视剧贴3条广告计，每条广告收费30万，3条就是90万，90万乘两百集就是1亿8千万。在当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平均成本是15万左右，而每集我们可以拿到90万的广告费，90万减15万，多打点减去20万，利润就是70万，一集70万，10集7百万，100集就是7千万，两百集就是1亿4，我们上4千万的税还能落下一个亿的净利润。这还只是一年，第二年肯定还是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我们最开始投入的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你们算算这个账吧。

　　听完了王总的蓝图，我们问:

　　那这几百万我们到哪找去?

　　王总似仍沉浸在上亿利润的兴奋中，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九四年底，正逢叶大鹰兴办“时事公司”，王朔把他的蓝图又给叶大鹰描了一遍，叶大鹰欣然接受，并投资两百多万开干，请王朔任总经理。

　　走马上任前，王总一方面嘱咐我们几个好自为之，一方面为安慰我们做出承诺:

　　等我把剧本和投资都组织好了，你们捡喜欢拍的挑。

　　王总离开了“好梦”去做另一个“好梦”。我们的一个制片，王小柱也一脸歉意地和我们告辞，追随王总而去。后来，王朔远赴美国休养，王小柱带着王朔组织的一捆剧本和一份“盛世长城”的广告协议投奔了郑小龙。小龙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常青藤剧场”。再后来王小柱又改换门庭投到赵宝刚导演旗下，成为多部浪漫言情剧的制片主任。圈里的人都认识他。“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就是出自他的创造。

转眼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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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

　　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

　　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5000块钱。

　　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

　　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演员忙说:别催场呵，我能唱歌呀哥哥。

　　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

　　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

　　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

　　弄得大家都很尬。

　　让这么一位爷演《一地鸡毛》里的小人物，说心里话，我当时心里是捏着把汗的。

　　《一地鸡毛》的主人公小林是什么人?是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那种人。在“八部七局六处”他谁也惹不起。曾经也特傲，刚到机关的时候也执扭，马上就被磨平了，适应了，然后游刃有余了。最后他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了乐趣，应付自如。不知不觉小林变了，变得心平气和，人莫予毒了。

　　眼前的陈道明行吗?就算把他放在“八部七局六处”的办公室里，他低得了头吗?别拍出来象皇上来民间微服私访就坏了菜了。

　　陈道明看出了我的顾虑。一天晚上约我去他家里聊聊。令我惊讶的是，迎接我的是一瓶二锅头，没有菜，一人一半，干喝。

　　认识陈道明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喝酒，因为不喝酒也就特别不喜欢饭局。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称兄道弟的场面。那时他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有的只是同事。

　　他说:朋友的作用，就是关键时刻跳出来伤害你。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一错误立场。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

　　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面孔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道明兄一反常态，首先申明:这次我听你的。该怎么要求，你就说。我喜欢这个人物，一切不在话下。

　　他问我:你对小林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

　　我说: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

　　道明很痛快:就照你说得办。

　　他又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把他在戏里与他有关的人物关系一一摆正。那一夜，谈兴很浓，不知不觉聊到天亮。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糟贱。

　　我问他:你不能喝酒，喝了半斤怎么也没事呵?

　　他说:我不是不能喝，是喝到嘴里没滋味。

　　这是惟一的一次，往后再也没有见他喝过酒。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道明果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帮助收拾东西，机器出毛病了，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中央台凭着他的面子借一台回来。给徐帆搭戏，就是在前景炒菜，徐帆走不准位置，连续拍了十几遍，仍毫无怨言。加上每天穿着小林的几套踢里踏拉的服装，完全找不到了陈道明的影子，就是一个活托的小职员。令全剧组人刮目相看。

　　戏拍完了，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我问他:你变得可真快，原来都是装的。

　　他淡淡一笑，说:演员就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就是一个戏子。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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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玉皇大帝到』，从天上掉下一滴甘露正好落在你的嘴唇上！
你在恍惚中看见了2两黄金。
葛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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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

　　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

　　我又问:那葛优呢?

　　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

　　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

　　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

　　当然，这是星爷喜欢葛优，没有拿葛爷当外人开的玩笑。

　　葛爷不仅被星爷喜欢，也被大众欣赏。媒体分析说，这是葛优平民化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其实不然，朴实无华的人比比皆是，演员的队伍里也有一大筐，为什么单单就葛优脱颖而出令男女老幼爱不释手呢?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

　　我与葛优共事多年，很多剧本都是为他度身定做，从中做出如下推测。

　　先说戏里的葛爷:

　　调皮捣蛋是必须的，这一点首先就迎得了大家的欢心。没有人真正喜欢老实人，都是嘴上说。幼儿园里的老实孩子都不招阿姨待见，单位里的老实职工领导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子，谈恋爱小伙子光傻实诚老了也甭想博得姑娘的欢心。调皮捣蛋又不真坏，就叫淘气。“淘气”是一句嗔怪，多少还带有点爱意。但淘气的火候很难把握，程度不够叫蔫坏，淘气过了头又会招人讨厌。我是心里都明白，就是把握不住火候分寸，年轻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有点蔫坏，岁数大了又觉得我老不正经。葛爷就不同了，演起“坏小子”这类角色轻车熟路。既不让人讨厌，还透着机智过人。

　　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向对自己一样的宽容。这就更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了。

　　再其次才是，善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关键时刻友情为重。必要时甚至不计后果。其实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往往在影片结束时，人财两得。

　　您说这种人观众怎么会不爱呢?这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人呵。可这样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又有几位呢?

　　崔永元就是深得这一要领，把葛爷在戏里演得这一类人物，搬到现实生活中即兴发挥。比如说，访谈节目中，在别人言不由衷高谈阔论的时候，给人家冷不丁地垫一句大实话，听上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则是既给说假话的人泼了冷水，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把他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再说戏外的葛爷:

　　戏里的优点葛爷在戏外也有，但不全是。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里的葛爷于不经意间妙语连珠，戏外的葛爷基本上说得都是大实话，抽不冷子也能蹦出几句惊人之语。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既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

　　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

　　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

　　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侍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作起事情来就比较的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这么说吧，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葛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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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演艺界地位不断巩固，该拿的奖也都拿了，该享受的那种千呼万唤的待遇也都享受了。葛爷也开始动摇了。心情也开始矛盾了。

　　一方面仰仗着演出的喜剧深入人心，成为了观众的喜爱的明星;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当明星，也想往艺术家的路子溜达几步。换句话说，就是轻易不想演喜剧了，或者说，从心里看轻了喜剧了。我猜是这样的，但葛爷断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在中国，只有演悲剧和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演喜剧的，最高的评价也就是，表演生动自然。似乎是与功力无关。我们就以此浅薄之见约定俗成吧。

　　新闻媒体凡遇葛爷必问:这次的角色有没有突破?

　　“专家”们见到葛爷了也作痛心疾首状，苦口婆心地奉劝:你可不能再演贺岁片了。

　　就连我老葛叔都发出了忠告:小嘎呀(葛优的小名)，慎重!

　　葛爷知道都是善意的，没人要害他，于是频频点头，决定悬崖勒马。忽又听到耳畔传来阵阵呼唤。

　　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大嫂问他:今年还有贺岁片吗?

　　走进餐馆，服务小姐喜迎相问:今年的贺岁片女主角是谁呀?

　　走在街上，迎面撞来一位愣头小伙，上来就是一句:我们就爱看你演的喜剧。

　　开着车找不到停车位时，戴红箍的大爷一边把为别人预留的车位让给他，一边笑逐颜开地问:冬宝还想戈玲吗?

　　出席活动，企业家说:我每年只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演的喜剧。海归派学着他在《不见不散》里台词说:这大HOUES VERY NICE吧?大学生见了他，说:我也I LOVE YOU您。警察见了他喊:人在哪!

　　......

　　葛爷真的晕菜了。不知道是应该听专家的悬崖勒马，还是应该听观众的回头是岸。

　　我们不妨找出一些读者都熟悉的，葛优出演的影片作一比较。

　　喜剧片有:

　　《顽主》

　　《编辑部的故事》获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

　　《大撒把》获金鸡奖最佳主角男奖。

　　《天生胆小》

　　《过年》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甲方乙方》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不见不散》获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男演员奖。

　　《没完没了》

　　《大腕》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艺术片有:

　　《活着》获坎城最佳演员奖。

　　《秦颂》

　　《霸王别姬》

　　《蝴蝶的微笑》

　　通过这一比较，不难看出，如果按照葛爷的想法只在国内为人民服务的话，他应该走哪条路已经一目了然。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账吗?而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这话我不好意思当面对葛爷说，怕他误会我是为了拉他拍贺岁片居心叵测。

　　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眩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个饭馆一样。要我说，凯爷的这一出《和你在一起》，得不偿失，无论你拿多少奖，唯一的获益者就是张艺谋老师，有《和你在一起》在前开路，更衬托出了张老师的《英雄》气度不凡。

　　我无意指点江山，自己也是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糊涂蛋。说凯爷的意思是说葛爷，也是想自己。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环。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栖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与凯葛二位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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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财神爷爷到』，从天上掉下一滴甘露正好落在你的嘴唇上！
你在恍惚中看见了1两黄金。
淤出来的聪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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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强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

　　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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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出来的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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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口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爆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他喜欢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比如说:他会把一个篮球装进一只编织袋中，从楼顶上抛下，看着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许多不知其中奥秘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从黑人手里买到一张文革时中国出版的塑料唱片，内容是，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朗读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来老式唱机，接上喇叭，开足音量，让毛泽东思想嘹亮地响彻在纽约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

　　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12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异口同声说“牛逼!”。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虑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现在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每次看见那种裸露着水泥墙、水泥地面，大铁罩子吊灯，黑房顶的装修方案，我就马上会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你们太落后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很简约、非常水泥了。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有他在纽约，那里就是一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年后，我再次回到纽约，那时他已经回到北京，我发现缺少了他的纽约，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