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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我把青春献给你 <冯小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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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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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楼

发表于 2006-5-24 12:53:35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2002年，我没有拍电影，从入秋以后到来年的春天，我有差不多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赋闲在家。对于我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来说，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吃喝玩乐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决定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40岁以后，我的记忆装置开始自动地删除一些在它看来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这次删除简直就是一次大清洗，波及面之广，受害的程度之大，绝不亚于五七年反右。方式也非常
的简单、粗暴，事先既没有和当事人打招呼，也不做调查分析，就擅自做出了删除的决定。比如说，它只给我保留了“加减乘除”的运算能力，之后的分数、代数统统被洗掉了。再比如说，我只记得和某人发生了某事，但却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丧失了记忆。这一点，人脑远不如现在的电脑人性化，凡欲删除，必先问你是否YES。

　　人脑的这种做法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多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大道，走着走着，路就断了。这种情况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沿原路返回，重新上路;第二是嫁接一段新路继续前行。我选择了第二种做法，因为我发现通向过去的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记忆不断地塌方，使上溯的脚步磕磕绊绊，有时不得不凭着经验修修补补。

　　由此我得出结论，人脑是靠不住的。记忆中的事情离真实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记忆就好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上面补了许多的腻子，还罩了很多遍油漆。日久天长，究竟哪些是木头哪些是腻子哪些是油漆，我已经很难把他们认清了。甚至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记忆中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早年就补上去的腻子，而被我忽略的部分却有可能是原来的木头。这一点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心虚的，但我仍可以告诉读者，大体上它还是一块木头，而不是贴着木纹纸的铁。

　　这块木头上刻满了我的青春往事。有蹉跎岁月，也有鲤鱼跳龙门;有对生活的坦白，更有对朋友的怀念。我在写作中与往事遭遇，与朋友重逢，有时笑有时哭，有时陷入深深的自责。

　　我发现我的运气竟是如此之好，旅途中有那么多朋友结伴而行，这其中又有那么多良师益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机会，赐予我智慧。更为可贵的是，我还得到了朋友们莫大的包容。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我知道，这本书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只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闪回。我也知道它未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毕竟我还没有勇气光着屁服行走在人世间。我更知道，书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违传统的价值观，甚至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我原本也没有期待博得全体人的好感。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无聊的冬天解闷儿，写完了才蓦然发现，我已将青春献给了你。
文/刘震云

　　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膻"、"臊"、"骚"的复杂用途，而且对"的"、"地"、"得"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深沉"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实话实说"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吃喝玩乐, 冯小刚, 当事人,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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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发表于 2006-5-24 13:40:05 |只看该作者

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新浪读书

　　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杀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求要，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既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我常对她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情调。

　　她问我:又有资产又有情调有什么不好?

　　我说:你营造的这种环境非常适合赵宝刚，写出来的剧本都是风花雪月。你让我还怎么“温故一九四二”?我还想愤怒呢。

　　她说:你愤怒什么?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好拍你的喜剧吧。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托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如果徐老师回来了没有香，上的是一根香烟，那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得马上做出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虽然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也知道卑躬屈膝未必就能躲过一劫，但争取一个好态度还是非常明智的。这是我受党教育多年，观察历次运动所作出的正确结论。我父亲曾是右派，一生受尽凌辱，原因就是态度不好。不明白黑和白是可以颠倒的。

　　徐老师年龄不算大，但对传统的祭祀活动并不陌生。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起去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朝拜，从走进寺院的山门到最后踏进大殿，什么时候烧香?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跪?我都是跟在徐老师身后如法炮制。我想，徐老师虔诚的态度也能令佛祖动容。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井井有条。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3柱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祀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总之，我徐老师的优点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订了一套《青衣》的光盘。每天晚上写累了看上两三集。这出戏应该说是徐老师的当家戏，就像葛优演李冬宝一样，非她莫属。

　　拍完《青衣》，徐老师对我说:人都掏空了，心累了。

　　演员有几类，一类是形象极其靓，演戏极其傻，演什么都不走心，走心的都是演戏之外的事;另有一类是，私底下看着稀疏平常，就是一普通人，可一到戏里就不平常，不普通了，演戏的时候，心思里装满了角色，眼睛里看不见其他的事，附体了。我认为这后一类就是好演员。

　　徐老师是好演员。

　　别让她赶上好戏，兹要她走了心，酿出来的就一定是酒，绝不会给你一杯白开水。

　　这从她演出的戏里就能看出来:

　　《大撒把》、《一地鸡毛》、《不见不散》、《一声叹息》、《阮玲玉》、《蔡文姬》、《青衣》。

　　显见得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都是结结实实，承载着徐老师的一番苦心。

　　刚开始看《青衣》我还挺激动，越往后看，心里越不安。为戏里的“面瓜”愤愤不平，也为戏里的“青衣”竟然如此自恋感到恐惧。尤其是想到，徐老师戏里戏外都是青衣，而我又没有“面瓜”那么好的脾气，或者说没有“面瓜”那么有心计，不由得为日后的岁月忧心忡忡。看到后来，汗都出来了，阵阵惊悸传遍四肢。我在万念俱灰中含泪睡去，一觉醒来，望着打扫庭除的徐老师，忽然意识到我他妈是入戏了。

　　顷刻间，一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油然而生。

　　徐老师用筱燕秋的青衣腔调唤我:夫君———

　　我仍心有余悸，听到召唤应声而起。

　　啊，娘子———。

　　为妻的演技如何———?

　　那还用说吗。

　　怎———么———讲?

　　精———啊———湛!

　　背后说了徐老师很多好话，有溜须拍马之嫌。没办法，谁让她是我的领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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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发表于 2006-5-24 13:35:51 |只看该作者

一朵鲜花还是插在了牛粪上
新浪读书

　　据王朔第二天告诉我，坐下没有15分钟我就自己给自己灌趴下了。回去的路上是别人开的车，我一直躺在后座徐帆的腿上。一路上车停了无数次，我重复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吐。

　　当我听到我一直躺在徐帆的腿上时，酒全醒了。

　　我详细地向王朔打听，徐帆当时是什么表情?我什么姿势躺在她的腿上?她的手放哪儿了?

　　王朔笑着说:手一直托着你的脑袋。你吐了人一身。没有烦你。

　　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我说:我要没喝醉多好呀，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了。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徐帆的电话。

　　她问我:好点了吗?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正式向你道歉。

　　她说:以后再也别那么喝了。脑子该喝坏了的。

　　放下电话，我想，这就应该算关系不一般了。

　　后来徐帆告诉我，我的脑袋把她的胳膊都枕麻了，稍微一动我就喊“晕”，她当时忽然觉得我挺可怜的。

　　我想，这就叫缘分吧。这事要是搁别人，别说还觉得你可怜，觉得你可恨都算轻的。

　　这之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见面。再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我们两人同时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被邀前往广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大约有四五十个接到电影节邀请的人蜂拥在候机厅里，乱哄哄互相打招呼。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徐帆、陈小艺，顿时来了精神，显得特别的兴奋，跟很多熟人开玩笑，介绍徐帆是我的女朋友。一副强买强卖的无耻嘴脸，弄得徐帆哭笑不得。

　　登机后，冯巩和徐帆坐在一排，我和冯巩换了登机牌坐在徐帆的旁边。

　　徐帆对我说:谁是你女朋友呵?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呵?

　　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起就是了。

　　飞机起飞后，徐帆开始作睡觉状。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回头，发现周围的目光都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问徐帆:你睡得着吗?

　　她说:睡不着但特别想睡。

　　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她闭着眼睛说:讲吧。

　　那时天已经凉了，我把我的皮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推卸，身体缩在皮外套里面。

　　我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渔夫老爷爷，出海打鱼，钓上了一条小金鱼……

　　徐帆说:你把我当成3岁的孩子了吧，这故事我都听过八百遍了。

　　我说:这不是为哄你睡觉嘛。讲没听过的，你睡得着吗?

　　徐帆不再说话，仍然闭着眼睛一副听之任之，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表情。

　　她头枕着舷窗，云层在窗外铺成波涛，阳光分外强烈落在她的轮廓上。我把窗上的隔板扣下来，使她的脸完全处于昏暗之中。

　　然后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小金鱼”的故事，见徐帆没反应，又接着一口气讲了“狼外婆”“狼来了”等一系列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讲得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愿以偿，她在我的故事中沉沉地入睡。

　　这时，我回过头来，四下打量。发现周围的熟人都在看着我，冯巩和陈小艺都露出了比当事人还难为情的笑容。

　　那次“金鸡奖”我和徐帆双双落马，但我们并没有空手而归。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领到“金鸡”，却将彼此作为终身奖励颁发给对方。直到今天这座奖怀仍熠熠生辉，行情看涨。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恋爱。很长一段时间里，采访徐帆的记者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都是:你怎么会看上冯小刚了呢?言外之意是:不应该呀。朋友闻讯也对我说:徐帆能看上你真是你上辈子积了德。意思也是，打劫了银行还没有被绳之以法。我却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她。这句话好像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放在这件事上仍很贴切。看来此话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以表示制裁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失。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

　　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发沙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在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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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发表于 2006-5-24 13:33:53 |只看该作者

随着一声『观音娘娘到』，从天上掉下一滴甘露正好落在你的嘴唇上！
你在恍惚中看见了2两黄金。
“绑架”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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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带她到饭店地下的歌厅去和刘蓓一伙人汇齐。见到刘蓓、江姗、陈小艺，徐帆立刻变了一个人，就是那种原形毕露的感觉。先是互相拥抱彼此抚摸对方的小脸蛋，然后发出一声声不怀好意的尖叫，气氛出现一种汗地拔葱式的热烈。然后她们开始唱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这两种歌徐帆都不行，徐帆拿手的是民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徐帆能唱得很高，并且声情并茂。很多年后我偶然发现，她不仅可以唱“一条大河”，还能按李娜的高度唱“青藏高原”，最撕心裂肺处仍显得游刃有余。让我喜出望外，如同存折里的一笔钱突然利息暴长。

　　当时，我为了不让徐帆觉得我过于心怀鬼胎，所以一进去就和李强、张健左一杯右一杯地干酒，基本上就没怎么和她说话，只在一扫而过的视野中盯过她几眼。时间不长，徐帆起身告辞，我陪她走回剧院。

　　路上她对我说:不喜欢熬夜。

　　因为剧院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又陪她绕到后院的一个小门处，告别后，她身手敏捷翻过墙消失在黑暗中。

　　我是怀着那样的心情离去的，觉得她还行，同时也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

　　第二次见到徐帆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

　　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一大堆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挑气氛的，话也密，人也风趣，生熟不忌。一对一就傻了，不知道说什么。说出来得话也都是言不由衷，特别容易把自己弄得道貌岸然，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大灰狼。明眼人都知道有几个姑娘喜欢正人君子?多数还是期待着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为了避免一对一的情况发生，我叫上了王朔陪我去“人艺”。我准备步子迈得再大点，关系搞得再近点。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走进了徐帆的宿舍。

　　徐帆见到我们也不感到惊讶，态度不卑不亢。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吧。

　　她说:今天不行，我得去青艺看话剧去。

　　我问:什么戏?

　　她说:《火神与秋女》。

　　我说:看那玩艺有什么劲呵?

　　她说:跟你吃饭有什么劲呵?再过半小时我就得走了。

　　这时我有点打退堂鼓了，趁徐帆出宿舍去水房。

　　我对王朔说:咱俩自己吃吧。

　　王朔说:你要听她，下回她也不见得去。叫她一起上车，路上不停车直接给拉饭馆去就完了。去向阳屯。

　　向阳屯是一个朋友开的，在颐和园那边，那一阵子特火。吃得全是忆苦饭，进屋就脱鞋上炕，弄得跟进了村里似的。那种饭抽不冷子吃一顿还行，连着吃个两三顿就真觉得是回到旧社会了。后来很多人效仿，深受那些想请客又不肯吐血的假大款欢迎，口口声声说，尝个新鲜，冒充山珍海味吃腻了。我是从小吃贴饼子长大的，难吃的感觉至今仍牢记在心，想忘还忘不了呢，决不想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我同意去向阳屯吃饭的惟一理由是，那儿离市里远，一旦把徐帆拉到那里，天也黑了，戏也开演了，估计她也就不非得回城里看戏了。

　　就这么定了。还得说人王老师高，哪能她说不去就不去了。

　　徐帆从水房回来，看我们还在屋里坐着，就说:你们还没走哪，我可得走了。

　　我们一起下楼。

　　我对徐帆说:上车吧，我们先顺路把你送到青艺去。

　　徐帆说:不用了，谢谢你们。我自己骑车去。

　　我说:这你就有点没劲了，吃饭不去，车也不肯坐，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们一起上了路，小白兔钻进了大灰狼设下的圈套。

　　我当时开得是一辆“天津夏丽”，汽车拐出“人艺”，经美术馆、五四大街、北海，一路向西扎下去。

　　徐帆说:“青艺”不是这么走。

　　我说:我们就没打算去“青艺”。

　　徐帆有点急了，说:你们怎么这样呵?这不是绑架吗?我命令你停车。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徐帆:那我跳车。

　　我加快车速，说:你跳吧。

　　徐帆见硬的不行，又变成商量的口气，哀求道:求求你们了，好哥哥们，让我去看戏吧。明天我请你们吃饭还不行吗?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心软了。也怕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不好收场。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王朔表情泰然，又坚定了决不放弃的信念。心想，反正也得罪她了，要么一起吃饭，要么再也不见面了。

　　汽车一路向西，徐帆破口大骂。声称，就是到了地方，她也不会进去吃饭。

　　到后来，车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汽车仍一路向西。

　　我的心都差不多碎了的时候，汽车开进了向阳屯。

　　我以为，车一停她就会嘭地摔上车门扬长而去。但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

　　车停了，王朔说:都到了就一起吃吧。

　　徐帆想了想，跟我们一起走进饭馆。

　　事后我对徐帆说:当时我已经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就希望车能飞到向阳屯，然后你下车走人，好像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结局。

　　徐帆对我说:我确实是觉得天也黑了，又那么远，赶回去戏也看不成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也不是什么坏人。要真是流氓我就跟你们拼了。那天一进饭馆，怎么就那么巧，又撞上了张健、刘蓓一大群人也在那里吃忆苦饭。徐帆见到他们，气消了一半。

　　那天吃饭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仅有一瞬间的功夫，只记得，坐下就端起了倒了半碗的白酒，连干3碗向徐帆道歉，然后就晕了，最后说得话还隐约记得，拉着徐帆的手，挨个人地嘱咐:一定要把我妹妹送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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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4 13:32:10 |只看该作者

湖北佬不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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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徐老师还年轻。

　　徐老师是我太太，名叫徐帆，汉族，湖北武汉人，属贤妻良母型，因为还没有孩子，所谓“良母”是我的预见。天生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各种影视剧中司职大青衣。模样与偶像派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在实力派里也算是有光彩的。四川人称漂亮的女人为“粉子”，妖艳一级的为“巨粉”，次之为“中粉”，我太太徐帆属于“去污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洁身自好，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不光是作人，生活上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我母亲，不仅把自己归置地利利落落，居住的环境多差也是一尘不染，对伴侣、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地苛刻。两代妇女对我进行轮翻清洗整治，令我苦不堪言。徐老师经常一边掐着我的脖子给我洗头，一边打探我的内心世界。

　　她说:你特恨我吧?

　　我说:怎么会呢?外人都说，我自打跟了你才算找回了点作人的尊严。

　　这时，徐老师总会得意地说:这还算是一句公道话。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像每天都在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忙讨好说:幸亏遇到了你。要不怎么人家都说，娶了你是我的造化，没人说嫁给我是你的福气呢。

　　每逢话到此刻，徐老师都会陷入思考，对我说又像问自己:是呵，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呢?

　　我赔着笑脸说:一时糊涂呗。

　　徐老师说:不对，是你给我下了迷魂药。

　　那是在1993年9月里的一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哪根筋动了，想起了徐帆。往北京人艺的四层打了一个电话，四层是人艺的集体宿舍，外地籍未婚的青年演员群居于此。电话设在楼道里，一般来说，那部电话永远都是占线，但那天刚好一打就通了，而且巧就巧在接电话的正是徐帆。

　　我在电话里说:麻烦请给我找一下徐帆。

　　电话里说:不麻烦我就是。

　　我喜出望外，说: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

　　徐帆说:你是冯小刚吧。

　　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中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线看见了徐帆。还有一次，是在《大撒把》剧组的停机饭上。我和葛优共同认识的一个画画的朋友想让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女友，葛优拉我过去，借机向徐帆吹嘘一番朋友的诸多优越之处。我对她说:此人是我的战友，人品端正，家有小楼一座，虽是高干子弟，却为人随和通情达理，画画的收入也很丰厚。徐帆笑答:谈恋爱的事得自己认识，别人不能代包，谢谢你们的好意，往后就别再操这份心了。

　　至此之后再也没见过徐帆。那天也是兴致所至，绝无事先预谋。事后我问过她多次，她说:一听声音也脑子里就跳出了我的名字。她的回答不能令我信服。茫茫人海，我又不是“唐老鸭”，她怎么能一听声音就不打地说出我的名字呢?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兹当是上帝的召唤吧。

　　她在电话里问我:找她有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想约她出来坐坐。就在你们剧院隔壁的华侨大厦。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在大堂等我。

　　晚上8点，我准时抵达华侨大夏。正在大堂徘徊，恰逢张健、刘蓓一伙人穿堂而过。

　　刘蓓笑莹莹对我说:等徐帆哪吧?

　　我又是一惊，问她:你怎么知道?

　　刘蓓一脸坏笑，说:我一猜就是。

　　嘿，这事真他妈神了。我怀疑我的电话上安装了图像传真，连着电视台，一言一行都能被全北京的人了如指掌。我后来疑虑重重问王朔，让他帮我分析。他说:一点都不奇怪。人艺就在旁边，你一个人大晚上戳在大堂里，脸上保不其还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刘蓓是何等聪明的人精，察言观色是她的强项。都写在脸上了，还不猜个正着。

　　事后我也问过刘蓓，果不其然和王朔的分析如出一辙。但仍不能令我信服。我可以约无数人在此碰面，怎么就非得是徐帆呢?这件事很长时间都在困扰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辈子只能在“看得见的战线”上为人民服务，不能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国献身了。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安全战线的同志们，有国家掏钱开着大买卖，有的甚至还能开夜总会，也没有人敢捣乱，遇到警察冲进来，其他的人都吓得筛了糠，他们却能泰然自若地亮出真实身份:哥哥是安全部的，自己人。警察即刻恍然大悟，二话不说，立马收队。黑白两道都给面子。时间一长自己都不知道是黑道还是白道的了。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徐帆来了。

　　那时她是短发，穿着一条墨绿色灯心绒的背带裤，裤腿肥大且短，吊在脚脖子上面像个打鱼的南海姑娘。

　　徐帆一脸的歉意，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把衣服泡水里，洗完才过来。我这人有一毛病，活不干完了心里疙硬(难受)。

　　我说:你就那么自信，不怕我走了?

　　她说:你不是说没有什么正事吗，反正也是闲聊走了就走了呗，又不是我要找你。

　　都说湖北姥不好对付，我是有亲身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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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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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4 13:30:32 |只看该作者

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
新浪读书

　　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而眼下的许多白痴制片人们，屈于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声，随随便便就能让价几十万，却对一个优秀编剧的价格从心里就给定了一个极低的限度，往往是导演磨破嘴皮子，为一个好剧本多争取几万元就会引得制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经万事大吉。岂不知，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除了葛优之外，就没有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所以我说那些制片人是白痴，赔钱也是自找的。

　　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知道，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2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记得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九四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曾因为其在海湾战争中战功卓著，一度在选民中呼声很高。

　　有记者问他:您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何感想?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在当美国总统这件事上，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召唤。

　　借用这句话，我想说:在《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这两件事上，我都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层，又落一层，整个京城被白雪覆盖，从我家的阳台向下俯瞰，风把楼顶的积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车流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犹如摄影机升格后拍下的高速镜头，缓慢地移动着，令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忧伤。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带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母亲，想起的却是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20岁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她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到后来，她每次见到我都哭，但已经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的无声干哭了。医生说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含着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没有白受。

　　母亲去世时，我在挽联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妈妈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为新年将至，我的手机里飞满了短信，让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灵周迅给我发来两个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转发自短信业务公司散发的套话，虽然溢满了祝语贺词，但我却看不到一句发自朋友内心的知心话语。

　　世界在改变，而且就在一瞬间。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这里我想给那些唯利是图的短信业务公司拜一个年，我不发短信，绝对是发自真心的愿望:

　　祝你们来年不顺利，愿你们的生意不兴隆。

　　写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原本还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的心里一层层退去，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

　　天黑了，雪还在下个不停。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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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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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4 13:28:53 |只看该作者

考察“1942”
新浪读书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九五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怵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流泪。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采访，那是我去参加开罗电影节，采访小组也一同前往。《一声叹息》获奖的当天晚上，电影节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别墅”举行酒会招待各国影人。那里富丽堂皇，1943年，决定命运的“开罗会”曾在那里举行。我和刘震云端着香槟酒在这座宫殿般奢华的别墅里穿行，可想而知，当时的委员长作为灾民的领袖，与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相晤于此地，其心情绝对没有我和刘震云这般轻松，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不会比我们好。

　　丘吉尔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委员长，拒绝为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援助。罗斯福总统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丘吉尔和蒋介石坐到一起。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必须援助中国，以使他们留在战争中。您应该知道如果中国脱离战争，对美国公众说来，会比对俄国脱离战争更为关心。中国人使150万日本军队陷在那里。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们的会谈。

　　我想，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一定包含着委员长对河南灾情的陈述。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这期间，我也为这样一部影片的问世建立起庞大的观众队伍，用贺岁片的影响力初步完成了《温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场的观众基础。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处处都要妥协，即使拍出来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为了让读者对我的创作冲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这篇散文收录在这本书里，供大家阅读。这里就不再多说它的内容了。

中磊与小文
新浪读书

　　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3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和原来自然生长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排异，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在他拍摄前，“剧本论证中心”请我们帮忙论证，看了剧本之后，我找到张艺谋和王斌，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他们。

　　我说:这种人物关系过于独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戏，但一落实到剧本上，处处显得非常被动，处处都在为说圆了这么一事拼命的编，编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那种自然生动，直奔着一种人为的、概念的，“人性”主题驶去。

　　就像挖一锹土，原本里面应该有挖断了的树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还有裹着泥土的石头子，抓一把潮湿的泥土，闻一闻还有一种孕育着生命的气息。可现在的这锹土，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筛过了，又晾干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树根、蚯蚓一类的东西摆放在了里面，是一锹没有生命的假土。

　　《老吴太太》的改编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养成一棵榕树。这一发现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来又失去了创作冲动，所以当作者把剧本改编完成后，我几乎失去了阅读的勇气。我得承认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觉不爽，立刻移情别恋。《老吴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宫。

　　由此我也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供读者静心地去阅读，一旦把它翻译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

　　时间到了9月底，我的2002年还是一张白纸。虽然这期间我也监制了两部电影《卡拉是条狗》和《关中刀客》，但我一直认为监制只是一个行政职务，与我个人的创作无关。

　　这个时候，刘震云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怀着秋收的喜悦到我的工作室串门来了。

　　刘震云和我们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见面亲如一家。弟兄们也都随着我尊称刘震云为“刘老师”。其中有两个人见到刘老师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个叫中磊，一个叫小文。中磊每次见到刘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招刘老师不痛快，说出的话没有一句入刘老师的耳。

　　中磊30岁刚出头，人称小帅哥，旗下拥有无数漂亮的女演员，电话一个接一个，每个电话在刘老师听来都觉得非常暧昧，似有无穷耐人寻味的秘密，随便说出一个都会令人激动不已。于是就会引出如下一番对话。

　　比如中磊刚刚接完手机，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望着人到中年，好奇心强烈的刘老师。

　　刘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刘老师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准备，又问:是女的吗?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电话。

　　刘老师:长得比舒琪好看吗?

　　中磊反问:你觉得舒琪好看吗?

　　刘老师:我就是打一比方，你急什么呀?

　　中磊:我就不认识难看的女孩。

　　刘老师:是你一叫就能来的吗?

　　中磊:叫不来张三叫李四呗。

　　刘老师:我还真不信，你叫一个来让我们看看。

　　中磊:我一人偷着乐的事，干吗非让您信呀?

　　刘老师:那我就认为你说的都不是实话，其实给你打电话的都是男的。

　　中磊随手拨通手机，递给刘老师。

　　电话里传来一个妹妹水灵的声音:中磊哥!你在哪儿呢?

　　中磊挂断电话，问:刘老师，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吗?

　　刘老师愤然答道:全是×××破鞋。

　　小文和中磊相反，对刘老师永远是热情过分，见了刘老师必先单腿下跪，接着就是热烈地拥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恭维话，说的语无伦次，把刘老师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

　　小文有个特点，思维太快，嘴跟不上，所以话说出来都是半句半句的，不了解人的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比如初见刘老师时，他想说: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崇拜您五体投地，今天见到您三生有幸。但他的表达则省略为:大名如雷贯，崇拜五体投，今见三生有。

　　再比如他心里想着三件事，说出来却省略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在这里给大家学学，然后我再帮您翻译。

　　他原本想说的三件事，分别是:萨达姆把武器专家都藏起来了，美国逼他要人。俄罗斯用麻醉气体解救人质，已经死了一百多人。东方时空报导说，有一家医院把一次性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回收后再次卖给患者二次使用，院长做工作，当事人不说实话。

　　但他说出来的句子却是:萨达姆把人都藏起来了，人质已死一百多，心脏起搏器二次使用，院长都急了不说实话。

　　小文每天通过看电视、上网、读报、偷听敌台等方式，接收到大批小道消息，信息量极大。见到刘老师特别想一口气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往往适得其反，一件事也没说清楚，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望着一脸茫然的刘老师，小文充满歉意地说:您要是想去哪儿，我开大汽车侍候您。这时我得赶紧帮他翻译给刘老师，他是想告诉您，去年他丢了的那部本田车，警察已经在哈尔滨给他找到了。

　　小文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婿，谈恋爱时，有一次骑车带着老司令的女儿吴巴璀，闯过一次红灯。

　　巴璀紧张地提醒他:警察!

　　小文一边猛蹬，一边说:你可真不如你爸爸，老司令连政变都敢搞，你连红灯都不敢闯，真给你爸爸丢人。

　　小文就是这么一性格的人，好动不好静，生性乐观，乐于助人，为老司令的晚年带来了不少乐趣。每次他到工作室来都是神出鬼没，眨眼的功夫来了，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他的身体出奇得好，冬天也只是外面一件夹克，里面一件衬衫，头上还永远冒着汗。每逢刘老师来工作室，都要包饺子自娱自乐，甭管包了多少，只要小文在，永远不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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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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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4 13:27:06 |只看该作者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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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天下无贼》。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

　　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

　　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

　　4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

　　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世界杯上中国队球踢得特臭，韩国队踢得特棒，于是中国球迷把对自己的失望变成了对韩国的嫉妒，天天在报纸上给韩国泼脏水，我也是每场都压韩国输，结果场场都是韩国赢。再说，一部电影不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能把一个任务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张艺谋也说了，这是一部商业片，目的只有一个，好看，卖钱。我看这个目标他是实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生怕出来的效果给改革开放的新社会抹黑。由此我发现，劝贼向善容易，劝审查宽松，难。

　　当然公平地说，这几年电影局对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视，也一路开绿灯放行，对我的作品审得紧点，也是因为我的电影受众甚广，有时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映后，就有人写信告电影局的状，弄得领导还得替我作检讨，比“窦娥还冤。”

　　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剧本涉及三千万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之中在西出潼关的流亡途中冻饿而死的三百万冤魂，同时它的视野又非常的宽广，上至操纵世界格局变化的风云人物;下至饿得奄奄一息，倒在路边等着被野狗吃掉的一个又一个灾民。既有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国难家仇、山河破碎的复杂心情;又有西方传教士在利用饥荒传教时，由于内心的恐惧和目睹的惨况而发生的人格分裂。而当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拌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纸的灾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蒋介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结论交给了我们。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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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24 13:25:30 |只看该作者

人过鬼门，气度霄关
新浪读书

　　2001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零二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

　　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5月13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

　　我的同事老韵，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2001年5月13日晴

　　早7:10全体出发，8:30全部准备完毕并开始拍摄。

　　第一个镜头完成后，导演向制片主任布置，希望尽快印出一批样片给唐纳德萨瑟兰看。因为前一天拍摄时老萨曾为摄影使用广角镜头拍摄他与摄影师张黎发生不快，老萨坚持拍他只能用50毫米以上的镜头，而张黎告诉他，虽然用的是25毫米的镜头，但拍的是中景，不会变形，老萨因此闹了情绪。导演希望用样片证明摄影师是对的。正说着，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导演瞬间感到心脏不舒服，脸色煞白，满脸虚汗，陆主任赶紧将他扶到车里，并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给他吃了两颗，导演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要马上去医院，王益民叫来了机场急救室的医生，经在现场初步诊断，血压160、心跳150，看情况导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陆急忙开车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抢救。

　　大家都很关心导演的情况，我安抚关之琳和保罗两位演员，大队待命，急切等待医院消息。事发时间:早9:40。

　　10:20，医院方面来了电话，导演让小陆告诉我，请张黎把机场的这组戏拍完，他的病情还在观察之中，心电图、血压等，在药物的控制下已经趋向稳定，但仍不敢大意。听陪在旁边的人说，导演仍处于极度难受之中，他的联想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大腕的葬礼》要把“葬礼”两个字去掉，太不吉利。

　　午1:00，王益民回到拍摄现场，他告诉我王中军夫妇在医院探望，嘱咐小陆要对导演的生活作息严加管教。此时我们已经拍完7、70场，甩下71场车上的戏，大队回到第二拍摄点，紫金宾馆。

　　已安排关之琳和保罗回酒店待命，现在是正午，顶光不利于拍摄，导演还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23、66、68场的群众演员，服装，道具已准备完毕，全部等候在现场。

　　2:30，导演回到拍摄现场，脸色仍然惨白，他要求还是把今天的戏拍完，并由张黎指挥。迅速接来小关和保罗，拍摄23场。4:30完成拍摄，进入66、68场的准备，导演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坐在监视器前和张黎讨论拍摄方案。拍摄组的工作人员都很出色，这么大的场面，布置的井井有条。导演很满意，5:40，完成拍摄。

　　导演指示:明天的拍摄照常进行，地点，气氛，顺序不变，上午10:00准时开机。

　　晚6:00，大队撤出现场，道具撤景。

　　据医生说:冯导演的这次突发性的病症是很危险的，心脏疾病在40岁以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劳累过度，烟酒过多，都会爆发。要提醒、监督导演不许胡来。

　　下午王中磊夫妇也到现场慰问。

　　人过鬼门，气度霄关。

　　这是一位没见过面，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高人，拿着我的出生时辰，沉吟良久，说出的一句话。

　　走入2002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的。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记得春节过后，我携徐帆去纽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住在酒店里，夜里被噩梦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因为徐帆不会英语，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同行，我一着急单词也都忘了个干净，内心的恐惧难以言传。幸好徐帆沉着，表现出奇的冷静，和颜悦色哄孩子一样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脏恢复了平静，渐渐沉睡于她的怀中。天亮了，我拉开窗帘，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时代广场，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最明显的进步是，又开始想抽烟了。

　　这里我想说说，我对所谓“中国电影周”的一些个人看法。说穿了，就是由一两个美国穷人，打着热爱中国电影的旗号，从中国的制片厂免费拿到一些电影拷贝，在美国华人集中的城市转着圈的卖票放映，从中有利可图的个人行为。国内的电影制片厂也全无版权的概念，拷贝一撒手就是几个月，条件只不过是几张往返美国的机票。“电影周”放映的电影院条件环境都很差，观众大部分是华人，也有少数闲着没事跟着起哄的白人，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中国情结，看什么破片子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掌声与影片的质量无关，只能反映新老华侨的爱国热情。不明真像的导演误以为自己拍的影片多么伟大，回国后马上约记者采访，据此抱怨国内的发行公司和观众对他影片的冷落是不识货，吹嘘他的影片在美国放映引起轰动。其实也就是寄居美国的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一个派对，主流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谓的中美文化交流，说白了还是华人与华人的一次收费联谊会，跟美国大众八竿子打不着。

　　身体恢复的同时，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买下了南京作家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这篇小说最早是由葛优的妈妈推荐给我的，大意是写:一男一女两个贼，遇到一个在新打工，带着积攒的6万块钱，只身返回故乡的憨厚农民，女贼被农民的朴实和善良感染，不想让他走出“天下无贼”的梦话，于是千方百计，一路保护，最终连自己带男友一起搭了进去。我看了小说之后，非常喜欢，认为好好改编，能拍成一部，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头式的商业片。但因为当时有其它片约在身，拖了下来，后来小说的改编权被一家公司买走，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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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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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发表于 2006-5-24 13:23:28 |只看该作者

淤出来的聪明（下）
新浪读书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

　　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得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

　　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兹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

　　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象力。

　　我又问:不足呢?

　　作家说:没有。非常好。

　　我说: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

　　我追问:比如呢?

　　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

　　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作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得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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