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得钱失权

落魄狭

捉襟见肘难熬    早先的清朝统治者是马背上的一伙人，行军打仗还可以，财政管理却是一团糟，他们习惯了以前原始落后的方式：今天打到三头野猪，大伙平均分光吃了。建立王朝以后，在国家的财政体系上也依葫芦画瓢：每年来源于地丁钱粮的财政收入大约四千万两银子；用于官俸兵饷的财政支出，也需要大约四千万两银子。如果在和平年代还能应付，一旦遇到水灾、旱灾、蝗虫、瘟疫、战争等情况，财政就会出现危机。
    到了咸丰年间，财政拮据。为镇压太平军，国库里拿不出银子，就变卖皇家私产，将内务府存有的重两千多斤、值银数十万两的三口金钟熔化了，以供前线将士军饷，故宫、圆明园等处秘藏的许多围宝级文物也熔化为金银或铜料。熬到1853年9月，内务府终于向皂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4.1万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
    银子没有了，仗还要继续打，此时太平军已经定都南京，直接威胁到清朝的政权，咸丰皇帝搔着头皮，再也想不出什么高招。手下大臣纷纷提出各种建议，咸丰帝“病急乱投医”，不管什么建议他都采纳。
    大臣们的建议比较集中的有三条：一是官兵减俸减饷；二是大开捐例，卖官鬻爵；三是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
    咸丰帝急需要银子，便来了个减价大拍卖，搞得官帽满天飞。起初买官帽子的人还比较多，花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就能与县太爷平起平坐。如果再多花点银子，可以捐到六品五品，一次过足官瘾，自我感觉飘飘然。然而不久，买官者发现，大街小巷行走的全都是七品知县的官帽子，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也日渐增多，这种虚衔的“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
    自愿捐官的人越来越少，只好上门劝捐，劝不动的时候，就带几个兵油子去“劝说”。许多绅商惧怕官府的权势，只好认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
    尽管如此，也很难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没有钱，练不成兵，打不了仗，咸丰帝仍然大伤脑筋。
    救命稻草招祸
    没想到，这个难题有人帮助化解了。此人叫钱江，曾在广州参加抗英斗争，破坏了清ZF的和局计划，被充军新疆，后遇赦归，奔走于京城官僚门下。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钱江投靠时在江北大营的左副都御史雷以諴，充任幕僚，为之策划。
    钱江给雷以諴出了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设立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另对开店销售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实际上，这两种商业税捐分别叫做“行厘”和“坐厘”，商人都已经缴纳过了，现在强行再缴纳一次，无疑是硬性摊派的恶税。但是钱江还有个办法：凡是缴纳了税捐的商人，可以得到一张黄色纸片的部照，凭据它可以捐得功名。商人们在提着大刀的兵丁面前无计可施，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吞，“照章”缴纳厘金。
    雷以諴起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半年之内竞收钱两万串，他兴奋不已，向皇帝报告说，这个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皇帝正在为银子问题头痛，见到这份奏折也没多想，提笔批道，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