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工程得与失

落魄狭

从今年春天的利比亚万人大撤离．到最近曝出的沙特和波兰的中国工程出现巨亏，再到不时见诸媒体的中国海外工程竣工典礼．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建造”正和“中国制造”一样，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另一张名片。
当世界的土木工程师
谈到中国工程，很多人都会想到“坦赞铁路”。通过工程援助“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那段历史，浇铸了半个世纪的中非友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有55万人次参与了对非洲的援建，其中牺牲的援建者达700多人，最小的仅22岁。如今在非洲绝大部分国家都能看到中国援建的公路、学校和体育场。
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工程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在上世纪后20年，中国建造的项目逐渐在中东、东南亚、中美洲等地区频频闪光，有不少都成为了当地的地标。例如：中铁建在沙特麦加建造的轻轨给全世界的穆斯林带来了便利，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建的缅甸耶崖水电站被誉为“缅甸的三峡”，上海建工集团承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被赞为“镶嵌在北美洲的一颗明珠”……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程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工程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是向发达的欧美地区进军。例如：上海振华重工集团将“中国建造”的标签贴上了旧金山海湾大桥。
对于中国工程“走出去”的雄心与信心，有西方媒体这样评价：“中国人渴望当世界的土木工程师。”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工程企业的营运能力逐渐在一些国家得到肯定。
由上海实业集团联合数家中国企业在圣彼得堡共同投资建设的“波罗的海明珠”，是中国在俄罗斯首个也是最大的直接投资项目。这个集商务、居住、休闲为一体的大型多功能现代化综合社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圣彼得堡的又一个“卫星城”。
在俄罗斯的“北方之都”、帝国时代的首都圣彼得堡，要在住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殊非易事。
但这并没有难倒中国人。为了打消当地居民的疑虑，中方设计人员专门聘请当地的设计师根据居民的习惯，对细节逐一推敲，最终设计出了他们满意的方案。当地媒体评价：“中国开发商如此细致地对待居民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在俄罗斯都是少见的。”
经过多年摸索，中国的工程管理人员开始学会根据所在国民众的脾气办事情，讲究“因地制宜”。
如果说在过去，中国海外工程大多是配合外交，属于援助型的“政治工程”——这些工程加深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友谊，为我国外交拓展作出了贡献，也展示了中国工程的风采，但对中国来说经济效益乏善可陈。在过去20年，许多中国海外工程既取得了“政治效益”，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以主要由中国公司设计承建的东南亚高速公路网昆（明）曼（谷）公路为例，该公路现正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内发挥着“经济大动脉”的作用。由中方承建的有“缅甸的三峡”之称的耶崖水电站，则不仅为缅甸提升了50%的电力供应，也大大整合了我国的西南电网。
让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工程，正成为联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纽带，因此将其称作“工程外交”一点也不为过。例如，在哥斯达黎加，该国最大报纸《民族报》评选出的该国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4名新闻人物中，中国援建哥国家体育场工程的项目技术组成为唯一入选的集体人物。当地媒体大量报道了每个阶段的感人事迹。哥总统劳拉·钦奇利亚说：“这是中国ZF和人民送给哥斯达黎加最好的礼物。”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对外工程总体上增势强劲。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统计，2009年我国有54家工程企业入围“国际承包商225强”，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中铁建以539.9亿美元营业额超越法国万喜公司，跃身为全球最大承包商。若加上总营业额排名第二的中铁（528.7亿美元），以及海外营业额排名第13的中交建（74.8亿美元），中国工程集体创造了ENR排名史上的新纪录。
海外工程管理面临“六宗罪”
近几年，“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工程企业的一张宣传名片。然而，每一个“走出去”的脚步底下，都有不可预知的风险和困难。
虽然我国企业在探索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符合时代特点的“走出去”战略过程中高速前行，工程管理水平与业务能力也不断提高，但仍呈现出了诸多矛盾之处。
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我国的建设技术标准目前在国际上还未被广泛接受，加上文化、语言、复合型人才缺乏等原因，我国工程企业在勘察设计、咨询等方面的国际竞争能力依然较弱，所占市场份额也较小。
其次，我国工程在海外市场往往前期开拓力度大，但后期跨国管理却跟不上，突出表现为市场意识强烈，风险意识淡薄。比如，埃及和利比亚局势动荡前夕，中国建筑等巨头都有大型工程在当地施工，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价与预防体系，使得局势动荡后只能被动撤离，而无法保全财产。
2007年以来，中建、中上等13家集团在利比亚累计签署了130多亿美元的承包工程合同，项目涵盖了住房、铁路、公共设施、大学城等。但如今，昔日如火如荼的建筑工地许多变成了战场。中方人员撤离后，如何保住战火下的资产成了“心病”。
第三，我国工程企业习惯于依赖国内的劳动力，往往忽视当地的就业情况，这一做法，时常演变为新的“火药桶”。中国外包工程商会会长刁春和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属地化经营是过去我国工程企业从多次教训中总结出的不足，是未来急需学习的重要功课。
第四，“只埋头做事、不善于公关”也是我国外包工程的另一个“软肋”。人们看到，中国工程常常被西方媒体戴上“工程外交、政治目的”的帽子，而我们并没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
其实，在中海外中标后，有对手曾以低价倾销为由提出投诉。尽管投诉没有下文，却给中海外在当地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第五，部分企业没有顾及所在地生态环境和文化差异，从而招致损失的也大有案例存在。由于各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法律制度乃至语言不同，造成的文化冲突也成为管理者的一道难题，“跨文化管理”也成为准备“走出去”的工程企业管理人员的必修课。
早在1996年，住建开发商大连国际合作集团将“走出去”的第一站选在了拉美“林铝之国”苏里南。由于当时“走出去”的工程企业并不多，经验不足，大多是“摸石头过河”，因此项目初期中国工人和当地民众在相互经历了短暂的好奇和新鲜感之后，很快就陷入失落、焦虑甚至反感。“由于相互不够了解，加上语言障碍，沟通方式不同，导致双方误会加深。当地人起初还以为是来抢资源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后来的报告中写道。
第六，由于对当地市场环境研究不精，赶着上马、急于求成的中国工程，还容易陷入合同陷阱。因此，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首先应该确保自己学会了如何与外国公司谈判和签合同这第一课，否则就不要出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也加大了反商业贿赂和腐败的力度，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突然加大了对《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力度。英国的《反贿赂法》自7月1日起生效，据说有甚于前者。这对一些不规范的工程企业来说是一道“紧箍咒”。
相对于其他国家工程建设的稳扎稳打，中国海外工程走的是一条超常规发展的道路，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面临新的挑战。要在既有基础上取得新的超越，中国工程企业就需要加强研究，从教训中挖掘经验，探索如何使得经济、社会和政治效益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