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大使是个美差

落魄狭

对驻华大使的重视是有历史渊源的，诸如美国启用像骆家辉这样的“中国通”当大使在外交史上也不少见。美国历任驻华大使中，和中国有渊源的也非常多，其中在中国出生的有恒安石、李洁明和芮效俭，妻子和中国有关的有伍德科克和洛德，在台海两岸都工作过的有李洁明、芮效俭和洪博培。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柯林斯同样出生在中国，在出任驻华大使前，他已经是外交部副部长，这一任命在当时也是高规格了。  可见世界上很早就有这样的共识：和中国这个文化传统特殊、情况复杂的国家打交道，需要熟悉中国的人。从英国在1972年正式派驻第一位驻新中国大使艾惕思开始，中国已经接待了10任英国驻华大使。从历任大使的履历上不难发现共同点：他们都曾经接受过中文或是亚洲文化的学习，并且在中国有着长期的外交工作经历。
  过去，法国驻华大使大多不会中文，但当法国新驻华大使白林女士上任，这一传统便被打破了。据法国媒体介绍，白林女士精通中文，是她获此重任的最有利条件。同时她是一位熟悉中国和亚洲事务的官员，而且她在来华任职前是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这一任命被认为标志着法中关系“升格”。
  可以明显感到，很多驻华大使不仅在国内地位很高，来中国后也广泛开展活动。他们积极接待国内的议员、商界等代表团，邀请中国学者到官邸介绍中国的情况，并去中国各地参观访问。随着中国的崛起，驻华大使们了解中国的欲望和渴望明显增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外交部的“蓝厅论坛”，它已经成为各国大使与中国ZF高层、社会各界就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政策选择等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这与以前的大使主要处理事务性工作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以前西方国家把中国当成另类，总想如何改变或者改造中国，这也成为驻华大使的一个使命。而现在，他们更多的是渴望了解中国，以便跟中国打交道，跟中国做生意。
  但是，无论是“一流人才”，还是“中国通”，大使毕竟只是国家政治外交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所以人们看到，日本新大使丹羽虽然上任后立即去南京访问，展现个人魅力，但在钓鱼岛等国家争端面前，他也只能照本宣科，很难达成突破性的转圜。日本民主党由于外交经验不足在对华外交上的失误，绝不是大使级别的官员能够左右、掌控的。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其任内，也严格地执行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互联网自由政策，明里暗里为谷歌对抗中国ZF的网络监管政策撑腰。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最早和新中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的，但双边关系发展初期曲折反复，驻华大使曾经被认为是个“苦差”。时至今日，驻华大使却俨然成了一个“香饽饽”。去年，当德国人艾德和被任命为欧盟驻华大使（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团长）时，德国联邦外交部国务部长霍耶尔发表声明称，由德国人担任欧盟驻华外交机构领导人，使德国获得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他对欧盟的这一决定表示满意。
  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他们所处时代中一个伟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对自己被派往中国担任大使感到“相当幸运”，并认为“到中国工作意味着参与书写历史”。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说：“我很幸运能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强国工作，能在此获得独一无二的工作经验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功。”
  现在在一些国家，驻华大使已经成为外交官“镀金”的一条捷径。比如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琪在任满回国后就升为外交秘书。很多驻华大使则在卸任回国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英国前驻华大使韩魁发在2006年卸任后受邀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康维尔克斯学院院长，常常参加有关中国发展的研讨会，参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