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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古代国家经济与国人幸福感的关系,可粗略得出几点结论,但大致与GDP或经济地位无关:
其一,幸福感有滞后性,往往在事后更易体会到,国强物阜时反而浑然不觉。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中回忆了开元时国强民富的情景,连小县城也人丁兴旺、仓满囤丰。直到整个国家陷入战乱,才回味起当年的幸福,顿足叹息。
其二,易忘本,不善做忆苦思甜式的纵向比较,独喜横向攀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慨叹至今犹能引发人们共鸣。
其三,幸福与否往往取决于切身的生活感受。国家GDP的增长如果没能落实到百姓的生活中,也照样不能为他们的幸福感加分。
西方学者考证,清代康、雍、乾、嘉四朝,GDP稳居世界第一,所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约等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但由于人口激增、通货膨胀、米价不断上涨,百姓叫苦连天。
乾隆年间,诗人黄仲则靠半世苦读,好不容易做个小官,把家眷接来京城。可秋日将尽,还没钱做冬衣,于是感叹:“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连下层官员都无幸福感,又遑论百姓。
其四,幸福感的强弱,不仅取决于肚子,还涉及精神层面。
元代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屈沉底层,政治上备受歧视,连拥有刀具、养马、饲鸟也横遭干涉……文士的科举之路被堵死,地位如坐过山车,直降为“老九”(八娼九儒十丐)。他们借舞台人物发出的控诉:“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底层百姓的幸福感如何,于此可知。
纵观几千年历史,中国人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欲望的空间相对狭小,幸福感反而多些。
而今社会更加开放,我们认识到天空原来如此辽远广阔,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反而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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