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傩面与日本能面看面具艺术

落魄狭

傩是中国古代驱鬼逐疫的宗教仪式，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延续至今已数千年。[1]傩戏是傩文化的载体，面具是傩戏艺术的重要特征。傩戏誉称为“中国戏剧文化的活化石”，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学科的学术价值，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
　　世界五大洲的绝大多数民族，在他们的童年时期都曾产生过面具。尤其是原始时期的中国、非洲、美洲的墨西哥、大洋洲的新西兰毛利人的面具最具有特色和代表性。而要说起面具的起源，其实应追溯到史前时期，那时的人们相信，佩戴面具能把面具人物的性格传递给佩戴者，因此，至今仍被一些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用于宗教仪式中。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面具纹饰，追根究底只能说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自然界发生的许多离奇变化，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还不能解释清楚，而为了生存和繁衍，只有祈求上天的降福，于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对某种无法明白的物体的崇拜和迷信，宗教由此产生，巫术活动也由此盛行。在图腾祭礼中使用图腾面具，模仿动物，跳祭舞、唱祭歌，而这些形式都是要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我与圈腾如一，我就是图腾。这也就难怪在现今傩戏仍然很盛行的湘西，人们还流行着这样一句民谚“不戴脸子(面具)就是人，戴上脸壳就是神，”这就足可以看出面具具有使普通人变成神仙，具有超自然法术的神奇威力，因此这也就体现了一种最原始的图腾崇拜，甚至可以说是面皮崇拜。不论是在原始的中国，还是在原始的非洲、大洋洲，人们都相信面具能体现祖先灵魂和自然的威力。不论是崇拜某种动物、植物，还是崇拜神，都和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说得更浅显一些，面具只是在宗教活动中的一个物品，一个象征物，一个装饰物，但它并不仅仅是为了审美的需要，而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它是在祭祀活动沟通人神的一个桥梁。
　　中国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品类繁多、分布广泛。面具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积淀，涉及到民族、民俗、宗教、祭祀、艺术等诸多面。每个民族都拥有符台本民族民俗风情、审美理想和宗教心态的具有个性鲜明的面具，是本民族文化史、美术史、戏剧史、宗教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目前还有十多个省、市、区(县)保留着多种形态的面具艺术。中国西南地区是傩戏傩面具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其区域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及毗邻的湖南、广西。即史称的“蛮夷之地”，该地区居住有29个少数民族。据史籍《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其地域即巴、蜀及邻近各地。羌与蜀部族开发较早，周武王伐纣，从征者有庸、蜀、羌、髦诸国。巴渊远流长，民风崇巫觋，信仰原始宗教，是傩戏傩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傩戏孕育于宗教文化的土壤之中，直接脱胎于傩祭仪式，形成于唐宋，是多种宗教文化互相渗透、混合的产物。
　　傩戏面具是界定傩戏艺术的重要特征。在傩戏演出者和信仰者看来，面具并不是戏剧家所讲的道具，也不是美术家赞不绝口的工艺品，而是神的象征和载体，是沟通人、鬼、神世界之间的工具，是他们的灵魂。戴上一张与凡人不同的面具，既提醒演员，也提醒观众：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傩面具的使用是傩舞中的主要特征，它贯穿着整个傩文化，傩舞所使用的面具是千姿百态：有来自先秦的傩仪主角方相氏——狰狞的开山：也有来自唐代宫廷傩仪的主角——威严的钟馗，更有来自宋朝民间戏剧和传说中的种种神仙和鬼怪。光是傩面具就有几百种，两千余枚之多，傩面具的木雕作品，刀工豪放，造型别致，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傩面具的古老稚拙、粗犷豪放，极具原生形态特征。因而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艺术学、戏剧学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2]
　　面具作为一种泛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民族的自画像，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缩影。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是一个面具大国，其繁多的品种和优秀的制作技巧，世界早有公认。在日本的书店、图书馆，还是博物馆、神社，到处都可看到令人惊叹不已的面具书籍和面具物品。从古资料来看，日本早在绳文时代(约公元前1600年)，就有贝壳和泥土制作的面具，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有许多面具的原形均来自中国。著名的皇室珍品“兰陵王”面具，出自中国乐舞《兰陵王》。相传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面貌秀美，类若女人，他嫌自己貌不威武，不足威敌，所以打仗时佩戴面具。《教坊记》云：“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3]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遣使来华，遣唐使中的伎乐师大量引进大唐乐舞，《兰陵王》被遣唐舞生带回日本后备受宠爱，天皇庆祝皇太后四十大寿于清凉殿大摆酒宴，时年八岁的贞数亲王习舞《兰陵王》，可见《兰陵王》在日本十分流行。1956年，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访日演出时，日本艺术家赠送了日本保留并仿制的兰陵王面具。日本的面具大致可分为伎乐面、舞乐面、行道面、追傩面和能乐面。
　　能乐是一种面具歌舞剧，源自唐代散乐，形成于十四世纪，室町时代大剧作家世阿弥(1363—1443年)对传统的猿乐加以全面改革，削弱其卑俗色彩，将之导向雍容典雅、程式严密的贵族化艺术。能面最能体现能乐贵族化的精神，它造型平实，色彩淡雅，工艺精湛，充满了禅的旨趣和超越生活的幽玄之美。能的日语读音为noh，与傩音近，因此与中国的傩有渊源关系。能乐中有一种重要角色叫“翁”，他是神的化身。能给黎民百姓带来吉祥，免去厄运，一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老者形象，无论是神职和造型都与江西南丰的傩公非常相似，中日两国学者普遍认为两者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日本面具的质朴奇异和强烈的夸张变形，在艺术上与中国面具有许多相似的共同点，无论是形制、造型，还是雕刻技法，设色基调，都可显而易见地感触到东方的美学观念和道德文明。类型化的程式手法，给人一种鲜明的审美判断。凶相因其凶悍威武，一般造型都是头生犄角，嘴露獠牙，眼睛突起，脸肌暴涨。这一点与中国的“开山”、“钟馗”面具差不多，比较强调凹下和凸起所产生的起伏。有的为了强调这种效果，采取镂空手法增强明暗反差，这种反差的视觉效果与这类面具所应有的威慑功能非常协调，善相一般都是慈眉善目，方脸大耳，和颜悦色。处理方法正好与凶相相反，刀法比较细腻，面与面之间的转折比较和缓，五官与脸颊问无太强烈的突起而显得造型饱满，满面生辉。  
　原始时期的艺人不论如何努力的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形式美的法则去装饰面具，但都只能说明当时的宗教性大于审美性，不论他们采取什么色彩、纹饰、刻法，他们所做出来的面具都是为宗教服务的，为巫术活动服务的，它是受宗教的影响而发展的。随着历史的变迁，生产力的变化，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的提高，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面具，逐渐脱离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有的向戏剧脸谱演化，有的成为纯粹的娱乐饰品，它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已经不再是驱鬼降魔，而仅是一件艺术品，仅供欣赏和娱乐，这些面具越来越强调装饰性，并且与民间艺术相结合，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傩面与能面不是纯客观的、机械的模仿自然，而是对自然高度的凝练与升华，从而使其具有高度的实用功能和审美意义，正如德国美学家克罗齐指出：“艺术家的全部技巧，就是创造引起读者审美再造的刺激物。”[4]即希望能借此给人们带来比一般价值更高、更实在的真诚的祝福和希望。从中我们还能体会到中日民族的博大与浑厚的精神气质和不同的审美情趣。同时，现在作为旅游文化，更具有积极的作用。傩面与能面的观赏价值以及引申出的装潢布置的功能，还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它还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我们不光要把它作为民族艺术遗产来研究，还应开创新的工艺，新的技法，使这一古老的面具艺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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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头疼。。。。应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