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之前有没有造纸术？

落魄狭

20 世纪，我国陆续出土了一些蔡伦之前的“西汉纸”，但仔细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些所谓的西汉时代的纸，它们有些不能以纸定论，有些根本就不是纸，有些是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的纸。“西汉纸”科学证据不足。     笔者是“灞桥纸”调查组成员之一，而“灞桥纸”是这些所谓西汉纸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它是我国五十年代（ 1957 ）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一个机制砖瓦厂工地发现的。一些工具书、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及学生的历史课本都主要是据此将蔡伦定为造纸术改良者而非发明者，将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发明由历史上的东汉提前至西汉，发明者亦由蔡伦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灞桥纸”影响深远，现在，首都新建筑——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亦沿袭了以上观点。
    对“灞桥纸”的调查是由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局、中国造纸学会和国家造纸检测中心组织实施的。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灞桥纸”不是纸，是一团废麻絮；“灞桥纸”是人为加工而成的；“灞桥纸”是随便捡到的，它的出土靠不住。
    原来，“灞桥纸”并非科学发掘，出土物已经离开了现场，“灞桥纸”是 4 天之后在工人宿舍存放的出土物中捡到的，而这些出土器物是在机制砖瓦厂工地东一个西一个捡到一块儿的，而且捡来之后散乱地放置在取土处一旁的空地上，长时间无人管，并非是外界宣扬的从“西汉墓”中取出的，工地上没有墓，墓是推测出来的。工作人员为了提取“灞桥纸”，将发现的一团很虚很胀的无层的絮状物用镊子一点点夹取、浸润，用高温熨头斗熨烫平展，再用玻璃夹紧用胶布固定。千年腐朽之物经过剥离、水浸、高温和压力，实际上经过了一个加工再造的过程，已经面目皆非。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用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纸样进行观察，发现不少纤维束横过整个纸状物表面，而且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未断开，从纸状物的边缘又折回到其表面上来。这说明所谓灞桥纸基本上未经过造纸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挫（即切断）。显微镜还观察到“灞桥纸”纤维壁光滑完整，无帚化分丝起毛现象。这说明所谓灞桥纸未经过造纸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捣（即打浆）。科学检测所谓灞桥纸是麻絮类衬垫物。然而，就是这种似是而非极不严肃的东西却成了轰动世界修改中华文明史的证据。 1987 年在首都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 1882 周年的大会上，公布了这一调查结果。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科学家周培源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肯定了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创举，并严肃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在没有取得确切的考古实物、科学鉴定与可靠的历史文献根据之前，决不可轻率地贬低蔡伦和修改历史。”媒体也反应强烈，纷纷宣告：蔡伦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灞桥纸”被披露之后， 90 年代初期又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蔡伦前纸——悬泉置纸。“纸”的出土地点在甘肃安息和敦煌之间的古代悬泉，置为驿站。出土地遗址由坞、厩和垃圾坑组成。考古工作者掘得纸与纸状物残片多件，其中还有几件书写有文字。从同时出土的纪年简牍和烽隧砖块看，遗址的上限为汉武太始三年（前 94 ），下限至魏晋，历时 400 年左右。媒体将出土的多数古纸物宣传为“西汉纸”。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几次派员赴悬泉置纸出土工地及所在市博物馆、考古所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悬泉置纸被定为西汉纸同样证据不足，而且实际调查的事实同媒体宣传的有很大出入。调查得知，悬泉置纸出土遗址长年中大多数时候风沙强劲，风沙搅动地表随时可扰乱废弃堆积物（古纸主要是从垃圾堆积坑中掘得的）。历史上，悬泉驿站曾多次翻修重建，旁边有魏晋烽燧遗址，烽燧亦多次坍塌重建和修缮，驿站本身曾被大小掩过，被大火烧过。在这诸多的因素下，垃圾怎能不改变它们的原始状态？用“一塌糊涂”一词形容也不为过。如此一来，考古中的土层和器物的关系就显得有些复杂，许多时候需要考古人员用经验去识别和判断，如果机械地仅仅依据土层和器物共生的关系，难免会捉襟见肘。譬如在第一层（表土层，近代层），就出土了不应该出现的西汉纪年竹简和宋明时的器物。
    1999 年 4 月，在 IPH 中国纸渊研讨会上，放映了上书 27 字的悬泉“西汉纸”影照，其上的字迹明显地向与会者显示了魏晋时代的书法特征。
    除了上述轰动较大的“灞桥纸”、“悬泉置纸”之外，还有几种所谓的西汉纸，它们主要有 1973 年在甘肃居延地区汉代遗址出土的“居延纸（亦称金关纸）”、 1979 年在陕西扶凤县西汉古墓葬中出土的“扶风纸（亦称中颜纸）”、 1979 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出的。“马圈湾纸”，还有 1986 年在甘肃天水发现的“放马滩纸地图”。
    经国家轻工业科学研究所分析研究检测，居延纸与扶风纸属同一种类型，它们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它们只经过部分最简单的制作环节，非常粗糙，只能算作纸的雏形。“马圈湾纸”鉴定为“双面涂布纸”，而加填和涂布工艺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工艺。有专家曾鉴定此纸为唐纸，并指出马圈湾纸比故宫收藏的唐代书画纸的白度还高 2 度。至于“放马潍纸地地图”，能作为西汉纸的证据则似乎根本不可能，此纸地图媒体宣传为是从西汉墓中取出的，但该墓内已被积水长年浸润，而且死者衣服尸骨皆荡然无存，唯独一张经过两千余年风化的薄脆的纸却完好存世呢？此种可信度极差的与常理相悖的事绝不能作为西汉纸的证据。
    以上列举的这些所谓的西汉纸不能说明西汉就有纸了，而其中的悬泉置纸中的字纸反倒是蔡伦发明造纸术的佐证，恰七是这些纸上的毛笔字的章法布白显示了蔡伦之后的魏晋时代的书法习惯和特点，而且有学者指出字纸上“恐惶恐白”为典型的魏晋时代的流行用语。
    我们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土一件年代确凿、经过完整的造纸工艺流程的有字或无字的蔡伦前纸，倒是 1974 年在甘肃武威由文物工作者掘出的“旱滩坡纸”和蔡伦的发明做了注脚。旱滩坡纸是东汉晚期的纸，几乎和蔡伦同时期，比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公元 105 年只晚了几十年。它是国内现存最早晨的蔡伦之后书有文字的纸了。
    出土古纸不能动摇东汉蔡伦的历史地位，蔡伦仍是世界造纸术的发明者。
    在蔡伦的当代官修史书《东观汉记·蔡伦传》和南朝宋人范晔很权威的《后汉书·蔡伦传》上，都着重使用了“造意”（即发明创造）一词，都明确地记载了东汉蔡伦是植物纤维纸的发明人。社会的发展进步呼唤着人们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史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不但须将古纸出土考古同科学检测相结合，而且须同文献记载相比照，这才是纸史研究的慎审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