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亡大明朝

落魄狭

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
　　明王朝的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的。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都把田地寄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里，美其名曰“寄主”，以用来逃避税赋。
　　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土地却不用缴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
　　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顷，整整缩小了一半。
　　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首先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行，已经是水到渠成。
　　在《一条鞭法》实行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以后，就变成了货币税，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的流通效率。
　　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查清那些有各种名义寄存、偷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以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顷，变成了此事的700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是，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最高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
　　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早1582年听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万历在位的后期，大量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值，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中小商人的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
　　万里后期商业博兴，万里也希望增加商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来了钱，却是大量的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
　　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皇帝时期财政之所以财政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倾，内忧外患下要增加税收，自然激德民怨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的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对国家最富裕的东南地区的控制，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东南地区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已达到免税的目的，遮掩的结果就是明穷国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