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中谈吃

落魄狭

吃，是中国人的最要之业。  中国人身处困窘，或原业不济时，最先想到的，是开个小店卖吃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导演拍片不赚钱，常说：“干脆卖牛肉面去吧。”竟有一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孤怆之叹。
  中国之吃，每与记忆相佐，颇赖一种叫“回味”的东西。即使这当下入口的是酸豇豆炒辣椒，是馒头就着咸菜，是薄饼夹大葱；而那松江鲈鱼、阳澄湖蟹、关外口蘑、北京烤鸭之类，大伙虽有见闻，却早成了埋涵在中国人胸腹内共同的消化酶。
  国人记忆里的食景之美，多在物质之粗简，所谓雪中炭是矣；少在盛筵之丰丽，所谓锦上花是也。乾隆的“金镶白玉板”(豆腐煎之呈黄)、“红嘴绿鹦哥”（菠菜）是，慈禧逃难中的窝窝团亦是。
  大凡吃之丰美景象成为过往云烟(如经过兵灾、经过天祸饥荒、经过流离失所)，则吃之缅想愈形浓强，吃的求好欲望更形坚固，关于吃的忆旧文字愈发增多。
  若非有播迁台岛一举，则此地不会有那么多的忆吃宏文，齐如山、杜负翁、伍稼青、刘光炎、梁实秋……端的是洋洋洒洒，各家争鸣。
  但这雄伟吃文的巨大代价，便是苦难贫穷。
  西人少有怀念穷时之吃的。这方面，中国人(新一代除外)已有谈穷、忆穷、珍美穷境的精神疾瘾了。即便我这一辈没逃过难、没真饿过饭的，也常缅怀陋穷之吃；不管是当兵时偶拔的甘蔗，或是当穷学生时的阳春面。穷世道或穷国的通象，便是缅怀。
  且看渡台人士撰文追忆当年吃食，“满汉全席”之谈不成其共鸣，反而是东一笔西一笔提到成都的“赖汤圆”、“吴抄手”、“下醉无归小酒家”，南京的“马祥兴”美人肝、“小乐意”熏肉，湖州的“褚老大”粽子，扬州“富春茶社”的汤包、千丝，武昌“谦记”的牛肉汤浇豆丝，贵阳的“培元正气鸡”，安庆的“江万春”江毛饺儿，桂林“马肉米粉”，云南“过桥米线”，长沙火宫殿，苏州观前巷，北京的“全聚德”、“砂锅居”、“烤肉宛”，甚至街头卖的豆汁、羊头肉、熏鱼、爆肚、炒肚、扒糕、切糕、豌豆黄、酸梅汤……极是酣热，让我们此来彼往过眼之余，情不自禁框围起心目中大江南北吃的约略范式。
  我生得晚(上世纪50年代初)，这些名店名吃只是书中见闻，但即使在台幼时所见固有吃食名目实已甚多。凡见麻糖，上必有“孝感”；凡板鸭，必“南京”；凡粉丝，必“龙口”；凡烧鸡，必“道口”；凡馒头，必山东；凡米线，必过桥；凡栗子，必糖炒；凡莲子，必冰糖；凡抄手，必红油。
  1949年后，台湾成了中国各方吃食萃集一炉的好地方。且以60年代这战后穷寂稍懈、百业始兴的标准年代来看一眼台北小食的街风巷景。
  早晨，红漆木条小车上卖福州冬粉鱼丸汤，汤碗里洒白酱油、搁冬菜。以之厚酽汤底，再撒芹菜末，既饰池面，也脆齿口。又见人头顶竹箩，内盛光饼(闽南语“咸光饼”)，肩负竹制脚架，停下时，置箩于架，待客而沽。此二者为福州式吃景。
  自行车穿梭于街巷，卖者口唱“大饼——馒头——豆沙包”，话音许是山东腔，车后置大木箱，盖棉被保温，掀开，除所唱三样，还有花卷、菜包，多在下午的后半段(午睡以后至黄昏)出现。也有口唱沪腔“方糕来啦——方糕要伐？”的，叫卖声显示其客户的地方性。七八年前，偶于木栅僻巷见一店卖方糕，攀谈几句，陈姓店主说三十多年前骑车唱卖方糕的，便是他父亲。
  更有挑担子的搁一沓沓交错砌齐，用绳扎齐整的宁波年糕；上将一张正方红纸，菱形覆放，沿街以宁波话叫卖。
  另有挑担子的，置长方直立箱笼各一，边走边唱，较多句，有节拍，山东口音，走近时橱纱中隐隐见有熟食，箱上有字：诸城烧鸡。
  另外像倒骑三轮车按喇叭卖“沙利文”冰激淩，挑担子敲锣卖麦芽糖，骑车招人取牙膏空管换麦芽糖，拖大柜子车敲铃卖酱菜，摇着竹管卖烤红薯，甚至夜里的“五香——茶叶蛋”、“烧——肉粽”，声音由远至近，再由近至远。此刻闭目想这远远近近的声音，感怀不已。